今报特约评论员李克杰 法院是审判机关，是“法律帝国的首都”，并被认为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人们要求法院仅仅服从法律，确保司法公正，保证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而，我们的个别法院却并没有严肃认真、不遗余力地维护司法公正，法律在它们那里简直就是“面团”，想怎么揉就怎么揉。

　　今报6月28日报道，沈阳市皇姑区法院1993年7月26日已经就齐东升与赵欢离婚案作出

民事调解书，并已分别送达当事人。两份结婚证书也装入卷宗，装订归档。2002年1月25日齐东升因病去世后，赵欢则以调解书送达回执上的签名并非自己亲笔所签为由，向皇姑区法院递交申诉书，要求撤销八年前原审法院的离婚调解书，确认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二人的夫妻婚姻关系存续。皇姑区法院一审后裁定：由于1993年7月28日仅向原告齐东升单方送达了民事调解书，故该调解书未发生法律效力。现原告齐东升于2002年1月25日死亡，法院裁定此案终结诉讼。由于法院确定婚姻关系存续，赵欢于是以死者配偶名义要求分割死者的多幢房产。

　　另据查，2001年11月14日，赵欢拿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调卷函，并冒用他人之名将已归档的（1993）皇民初字第1199号卷宗调走，非法持有14天。当归还时，卷宗封条已被拆过，卷宗原有的两张结婚证中，只有齐东升的。12月18日赵欢持本人结婚证原件到银行欲办理齐东升的银行存款密码挂失。

　　很明显，九年前的离婚调解书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死者遗产如何分割，以及赵欢能否得到遗产的问题。

　　当前，皇姑区法院的民事裁定书显然是于赵欢有利的。然而，区法院的意见及中级法院的所作所为存在明显的法律错误，显然不能服众。

　　首先，一个普通的离婚诉讼持续九年，这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司法界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民事诉讼法规定一审民事案件的审限是六个月，经本级法院院长和上级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但本案没有任何关于审限延长的审批手续。

　　其次，离婚调解书在送达生效前，原被告都没有反悔，否则，任何一方都不会将证明自己婚姻状况的惟一证据———结婚证交法院装卷归档，且一存就是九年。虽然离婚调解书并非由赵欢亲笔签收，但“双方当事人两份结婚证书是两人一起带来的”。不难看出，赵欢当时对调解离婚是没有异议的。令人不解的是，2002年皇姑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时，未对卷宗主要证据结婚证这一重要证据进行全面、客观的审查，而仅凭送达证签收异议就轻易推翻九年前的调解结果。

　　第三，中级法院在没有任何人对案件提出申诉的情况下，为什么会下达调卷函？这一没有法律依据的举动更加令人生疑。暴露出什么问题呢？只因赵欢是中级法院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以法院名义调卷吗？而调卷行为恰恰给赵欢偷拿结婚证，“质疑”离婚调解书提供了便利。

　　综上所述，皇姑区法院在齐东升和赵欢离婚案件的审理及相关过程中，对法律有着一定程度的误读，造成了现在的问题。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经皇姑区人民检察院提请，2002年8月6日，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已经下达了民事抗诉书。人们不仅关注案件本身的结果，更关注案件背后众多令人不解的“动作”是如何做出的，我们期待对此案公正、全面的处理。

　　作者系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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