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李秀平肖方

　　4月8日，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在成立5年之际，将一批重大案件内情向新闻界予以披露。

　　高素质贪官越来越多

　　在采访中，记者特别注意到，这些惊天大案的案值和损失上升的同时，犯罪分子的构成也在变化。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王双进告诉记者：这些犯罪分子已不再是法盲，而是具有高学历、高智商、高职务的管理者！从年龄的角度看，40岁上下的人居多。反贪局副局长张笑英说：“59岁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过时了。”

　　贪官图姓名年龄学历曾任职务罪行陈洪喜43岁大学中国物质投资开发总公司财务总监挪用30万、贪污2200万殷愿清52岁大学北京市金鼎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贪污94万、受贿11.9万赵宏45岁大学北京市天桥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贪污28.5万、挪用200万赵景会46岁大专农业银行总务部经营开发处副处长贪污111万、挪用760万陈波39岁北京长空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受贿156万吴文正45岁中专北京市仪器仪表产品销售公司经理伙同他人贪污106万蔡季良62岁大学京澳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受贿88.9万冀党生47岁研究生物华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贪污2600万、受贿50万李化学45岁初中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副总经理贪污1145万、受贿68万、挪用50万黄爱华58岁大学中国矿产进口公司总经理伙同他人贪污1367万邹秀海41岁华润瑞琛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伙同他人挪用2.4亿、受贿67.5万杨宁37岁大专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财务处成本二科副科长贪污2429万、挪用200万(注：上述贪官只有黄爱华为女性)

　　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这些“三高”的犯罪分子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经过细致的谋划和准备后才实施犯罪，不仅难以发现，取证和认定工作也十分困难。据办案人员介绍，在侦查冀党生案的过程中，他们对其控制的多个公司多年来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和经营情况进行了彻底的清查，调取了数十份合同及股东的工商注册资料，找近百人调查取证，整整用了半年时间，才查清了股权转移的真相。

　　这与贪官不配合密切相关。“几乎每个案件的攻克都异常艰难。”办案人员说。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贪官忏悔录，但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检察官都说，这些贪官很少忏悔，反之，落入法网后，每个人都会大摆功劳。即使在被告席上，在大量证据面前，陈波依旧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是犯了个“错误”。在采访中了解到，绝大多数贪官对自己所犯“错误”受到的惩罚不满，一审判决下达后，几乎都不服判决选择了上诉。

　　整天与贪官打交道的检察官们承认，不少贪官都是很有能力的人，有的曾有过辉煌业绩，但是，更多的贪官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他们的功劳。

　　“功劳”的背后

　　检察官金志航说：“我一想到京澳大厦心里就疼。蔡季良毁了这座大厦，也毁了一个大公司。”被蛀空甚至毁掉的企业绝不是一个“京澳”。曾经在京城轰动一时的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原董事长王硕豪等人的窝案给国家造成的损失高达4个多亿！北京京华印刷总厂在1993年被国家统计局确认为中国100家最大印刷企业，每年上缴利税500多万元，但从1996年起，工人和机器繁忙依旧，效益却大大滑坡，工人们拼死拼活干一个月，只能拿到400元工资。1998年5月，随着3个蛀虫的突然离职，一切才昭然若揭：他们早已私自注册了自己的私企，大肆截留“京华”的利润，离职前已用侵吞的公款为自己的私人印刷厂购买了机器设备，并把“京华”的大客户也拉了过去。

　　与“京华”的职工相比，北京福山通物资公司职工的命运不知要悲惨多少倍：由于总经理蒋福林这个贪官的作为，这家曾经辉煌的国企倒闭，他们统统失去了饭碗！1999年初冬，这个再也无力支撑1000多万元债务、600多万元亏损的国有企业，在寒风中永远关闭大门时，几十名职工伫立在只剩十几间破旧的办公用房、横七竖八地陈卧在杂草丛中的几台汽车残骸的厂区，久久不愿离去。此前的3年中，他们为了救活自己的企业没领过一分钱工资，但依旧没能阻止赖以生存的企业永远倒下的命运。不久，愤怒的职工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始集体上访，其间多次在怀柔区委、区政府门前静坐，要求严惩贪官。反贪机关介入之后，查明，就在企业陷入困境时，总经理蒋福林却把210万元公款挪作他用！

　　背后的女人们

　　这些大案的案情再次证实，绝大多数贪官之贪与女人有关，为妻子，更多的是为情人或女朋友。如果不是反贪精英出击果断，陈波就要带着“女朋友”杨小丽移居加拿大了。他已经把索贿而来的那套房子卖掉，加上其他的钱，换成美元汇到了自己境外的账户上。打开他们准备带到国外的十几个包，检察官不禁叹为观止：椅子、礼服、筷子……应有尽有！在分析李化学的蜕变时，检察官彭唯良说：“李化学走上犯罪道路，主观故意在没担任城乡建设集团副总时，不明显。到了国外以后，思想起了变化，于是养情人、生孩子，和妻子闹离婚。”

　　李化学的妻子在北京一所大学承包了一个经营部，自负盈亏。1996年4月，她的资金周转有困难，李化学一声令下，第二天，她就从城乡建设集团拿到一张50万的支票，这笔钱被挪用几个月后归还。但李化学带着城乡建设集团的投资一出国，千般柔情就全部倾注在了一个叫琪琪的女人身上。在新西兰，他以员工住所的名义买下一套住房，不久就成了琪琪的“私人财产”。身边有了年轻漂亮的琪琪，他向妻子提出离婚。虽然妻子坚决不离婚，但没挡住他和琪琪的儿子在新西兰降生。

　　李化学在接受审查时出逃后，就卖掉这套房子，把卖房子的钱打进了琪琪的私人账户。在城乡建设集团诉至新西兰法庭收回这部分流失的国有资产时，李化学转告律师：那是琪琪的私人资金。琪琪在法庭上宣誓时，同样声称，那笔钱“属于我和我儿子的父亲所有”。

　　与赵宏同时落入法网的，还有一个名叫夏艳芬的女人。赵宏任北京市天桥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的时候，夏艳芬是总经理助理，同时执掌财务部主任的大权。1998年3月，夏升任副总经理，执掌公司财务和工程开发的大权。但在1999年9月，她却出人意料地辞去了这份让别人羡慕不已的职位，就任名不见经传的夏德宏运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经理。

　　赵宏的经济问题暴露后，侦查人员解开了夏艳芬与“夏德宏运”之谜。在夏艳芬辞职前后，赵宏的贪污、挪用行为都与夏艳芬有关。“夏德宏运”这个公司的名称也别有一番含义：夏就是夏艳芬，德谐音得到，宏运则是赵宏的运气。公司经营项目之一是房地产信息咨询，赵宏利用职务之便将购房信息秘传于夏艳芬后，她和客户签订中介协议从中渔利。

　　和倾尽心力为了情人的年轻贪官不同，蔡季良之贪与妻子有关。蔡季良到澳门任职后，妻子不幸患上了乳腺癌，跟随他在澳门和广东两地治疗。妻子住院期间，他从那些从他手里拿到信用证贷款和对他有所期待的个体户手中收了一些钱。1998年，蔡季良的妻子在广东中山市博爱医院去世。“蔡总”夫人的葬礼在北京、澳门和香港三地影响极大：广东当地的政要参加人数众多，何厚铧的哥哥也带领港、澳要人参加了追悼会。

　　这个盛大的追悼会，成了蔡季良收钱的机会。按照广东当地风俗，参加葬礼的人要送“白金”。灵堂的门口摆着一个纸箱，供吊唁者投放“白金”。有的宾客则直接把钱给到了蔡季良手中。蔡家从北京到中山料理丧事的所有人的机票和住四星级宾馆的费用都由“白金”支出，但是，由于查证十分困难，这笔数目不菲的钱最终没有认定为贿金。

　　为虚荣心而贪

　　陈波的月薪只有2000多元，但他自己开着名车，前妻和女朋友分别开着红白两种颜色的富康车。对他在台湾经商的舅舅让自己过上豪华生活的说法，人们基本不相信。名车、美女、豪华住宅，不少贪官的生活充满对这些“时尚”的追求。蔡季良在供词中这样写道：我刚去澳门时，觉得每月一万多元港币的工资和在内地时相比真的不少，挺知足。慢慢地，和外商、客户接触多了，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寒酸了。每次回到中山，那些客户就把我当财神爷一样供着、捧着，住高级宾馆，坐高级轿车，吃山珍海味，最多一次一顿饭花了一万多元，开始也觉得浪费，心里也不塌实，后来慢慢习惯了，条件差一些反而不适应了。

　　收受贿赂，刚开始我还不大好意思，后来送的多了，也就默许了。再后来就渐渐变得大胆，就觉得我贷给这些人这么多钱做买卖，收他们点儿钱也时应该的。就是这种慢慢的大胆和习惯，把一个本来家庭幸福、生活美满的局级干部送上了法律的审判台。

　　与此同时，蔡季良把大笔公款用在那些个人关系的客户身上。他因出手大方，被称为“北京来的财神爷”。听人们这样说，蔡季良不禁飘飘然，这个严谨了大半生的高级干部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位检察官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充满形形色色诱惑的经济生活中，还会有多少人丧失党性、背叛人民，我们不能预知……”但是，研究贪官，遏制犯罪在相当长时间内必将是反贪工作的永恒主题。(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7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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