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的申遗长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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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03日16:21 云南日报 | ||
曾经听云南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诗人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对于历史而言,我仅仅是住在云南而已。如果‘三江并流’开口说话,它也会说:作为地理位置我是云南的,作为科学意义上的生态价值来说,我是世界级的。”这就是申遗的意义,也是中国的申遗热不断升温的根源所在。 今天,在“三江并流”申遗成功的日子里,我们不能不回顾一下中国的申遗历程。从 在“三江并流”积极申报的进程中,本报记者专程飞往北京,向有关专家了解了相关内幕。 中国的申报程序 我国自1987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世界遗产公约》组织以后,主要是由国家文物局、建设部来抓这项工作,国家其他部门也要参与。具体的分工是:由国家文物局负责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建设部负责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申报,同时还要承担以后的监测等工作。 目前国家对遗产申报实行世界遗产预备清单制度,对申报项目进行筛选。从1999年在四川峨眉山召开了中国自然遗产战略研讨会至今,建设部都是请一些专家,从预备清单开始做工作;另外,建设部今后将申请一些资金,从国家的角度在全国范围内做一些真正能代表我们国家自然遗产的调查。 建设部负责申报世界遗产的组织工作,从申报文本编写、组织国内专家评审及至整个保护管理规划,最后报国务院同意之后正式送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一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 世界遗产中心是遗产委员会的秘书处,遗产委员会由170多个缔约国选出的21个成员国组成。 2000年,澳大利亚凯恩斯第25届遗产委员会规定,如果一个国家已经申报过能充分代表某一类型价值的遗产,那么同类价值的遗产这个国家就不能再报;同时还提到一条限额制,即只允许一个国家每年只可申报一项遗产,各国报上的一项也要通过遗产中心材料前期审议,全球筛选出30个作为每年递交遗产委员会的审议项目,而后由专家来评估,评估报告拿到遗产委员会上进行讨论。 一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是越来越难了。 申遗越来越难 世界范围的申遗工作,始于1972年,当时有131个国家签约《世界遗产公约》。 15年后,中国才跻身其间。中国刚刚加入时,联合国对中国的申报项目备加鼓励。 最初的申报项目包括了泰山、故宫、长城、秦始皇兵马俑、黄山等。应该说,早期的申报难度不太大,一是来自联合国的鼓励,而且申报的要求相对要宽松一些,当时主要强调的是自然遗产的自然美;二是每次可以同时申报数个遗产项目。 从1987年到现在,中国成功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遗产地达28个之多,成为世界遗产地排名第三名的国家,这个成果是相当可观的,同时也积累了申报经验,但申遗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从1992年以后,中国申报了贵州黄果树瀑布、云南石林、四川九寨沟、黄龙几个项目,最后云南石林和贵州的黄果树瀑布都失败了。当时中国西部的世界自然遗产申报一直是个空白,最后只有四川的峨眉山、黄龙得到了确认。 1996年四川峨眉山和江西庐山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它们都是以自然景观为主要的申报条件。但是,当时联合国遗产组织对遗产申报的要求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认为反映一个地区的自然遗产价值,仅仅建立在景观的基础上已经是远远不够了,需要凸现其科学价值,即生物多样性,此时,生物多样性的申报标准也列入了申报条件中。那年只有峨眉山成功了,它的成功是建立在科学而非单纯的景观的基础上。 1997年,武夷山申报世界双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那真是一次十分艰难的申报。1998年3月联合国委派专家前来考察,武夷山只有美学方面的资料。真正挽救武夷山的,是中国科学院的陈昌笃教授。他一部《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报告》,在IUCN引起了轰动,在这部书里,陈教授把中国的许多地方列为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世界组织机构便开始密切关注中国的各有关地区。如美国大自然协会、WWF协会等,都纷纷进入中国进行研究。在这部《报告》里,陈昌笃教授论述了百年前,世界的许多生物标本模式都是从武夷山发现的,特别是昆虫类和两栖类,而且研究资料十分详实。因此,在随后的特别主席团会议的讨论中,武夷山的申报自然就通过了,最后,包括双遗产也拿了下来。 “三江并流”的优势 1999年2月在日本召开的亚太地区自然遗产、生物自然性保护的研讨会上,国际上的专家研讨了亚洲申遗的关键点,他们认为,生物自然性保护就是关键点。从这个角度而言,“三江并流”是我国排在第一位的一个热点。在生物自然性的研究报告中,我国把横断山南端,包括西藏、云南列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生物自然性地区,IUCN(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把“三江并流”列入世界生物自然性里的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当时,科学家们就对“三江并流”的申报有了一个价值上的认可。 连芳 王明达 费嘉(春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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