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刘天时发自北京

　　5月20日、27日及6月4日，记者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茅于轼家度过了三个下午。

　　两位老人，茅于轼，74岁，白色短袖衬衫，手上一把纸折扇；赵燕玲，69岁，一枚放大镜，一本《大众医学》。满屋子的旧东西，印着铁道部统一编号的书架，“南宁平板玻璃

厂”出品的镜子，反正两面写字的便笺，“大家宝”薯片盒子改成的烟灰缸，从非洲远道而来的木雕长颈鹿，绢花，塑料花，被日光晒褪色了的，依旧怒放的，牡丹、月季和郁金香……

　　书房里轻轻的键盘敲击声时断时续急急缓缓；灶间门虚掩小葱莴笋红烧鱼的香味一缕一抹飘飘悠悠。洋槐遮蔽的室内幽暗清凉；而此时，窗外明亮炎热的夏天正隆隆而来。

　　时间表

　　先生的公共生活

　　5月19日晚7点到9点半，与政法大学和华一律师事务所的几位法学专家聚会，交换对“孙志刚案”的看法；讨论结束后，回家，就《错位》一书(作者是与茅经历相仿的老同学)，写读后感，反省时代动荡与个人命运；5月20日上午，写文章《中华民族从非典事件中学什么》……其间，有电话就“非典”和“孙志刚事件”，约稿三次，电话采访三次，预约见面三次。

　　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1点就寝，早中晚，三个单元的工作时间。74岁的茅于轼有三份主要工作：每星期，天则所处理公务两次，富平职业学校与学生会面谈心一个下午，给山西龙水头等三个村基金写信各一封电话各一次。“日常杂务”还包括：每天平均收发40封电子邮件，平均为杂志报纸网站撰文2000字；每月会议和讲座7～8次，关于市场经济、政体改革、教育体制改革……

　　这些年来，空间一点点地敞开，时间一点点地共享，先生的私人生活似乎正在变成公共生活，越来越紧凑在难以自主的时间表上，例外之一是，与夫人散步—从家门出来，往南，出小区，再向西，过条小马路，就是玉渊潭。

　　夫人的主妇生活

　　去玉渊潭散步，都是先生读书写字累了，从书房出来邀夫人的；夫人这时候可能在煮饭、可能在擦像框、可能在用放大镜看晚报。夫人从不主动提出。结婚以来，除短期工作外，一直服务家庭的赵燕玲，“一向都是以他为中心，看他的方便”。清晨先生起床开电脑，夫人洗手进厨房；夜晚先生从书房回到卧室，夫人已关好门窗整理好床铺捻亮台灯。读报、侍弄花草、出门买菜、准备三餐、跟电视剧……夫人的时间表从容余裕，零零碎碎的生活，静静悄悄的日月。

　　主题

　　先生的天下大是

　　之一是天则研究所。今年是天则所创办10周年，双周讨论、每季度“中国宏观论坛”在继续，每年一辑的《中国经济学》的出版在继续，包含上百案例的“中国制度变迁研究”大型课题在继续；“以制度经济学研究促进社会进步”的使命要光大；民间学术机构“财政独立”、“学术自由”的追求要光大；包容、开放的自由主义气质要光大；关心中国、关心世界的温暖情怀要光大……

　　之二是富平保姆学校。SARS时期的富平招生虽然停止，但没有慌张，借机休整。富平是有信心的，有信心帮助农村姑娘打开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富平的信心来自它机制设计的成熟：与安徽政府合作招生，提高公信力，念书、就业然后再付学费；从成本收益看也是长久之计：一年培训5000人，按人均月收入500元计，年创造GDP3000万。

　　之三是山西吕梁龙水头村小额贷款。也是10年了，稳稳当当地10年了。从500元到45万元。从一个村到三个村。小小的扶贫基金解脱了多少困厄，改变了多少命运。但是钱越多，信用风险就越大，民间金融不明不白的身份，容不得一点松懈，容不得一点疏忽。

　　三大“实业”之外，茅先生的关怀，总是老实厚道总是紧扣时代脉搏，青年时代的“蒸汽机车操纵和焚火”，中年“择优分配原理”，到近年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政治改革”……主题越来越大，风格越来越温厚；读书、思考、写作，就在这不大的书房，就在这树荫浓密的窗前，就在这半个多世纪变迁的人事里、凝滞时光里。

　　“1950年我大学毕业，正赶上刚刚解放，主动要求去东北工作。那时候年轻人的劲头！现在的人无法想像。然后经历了各种运动，一次次地打击，从各个方面，从事业到生活。再然后，我们老了，但真正的进步刚刚开始……”不敢想像时光倒流，茅于轼感慨时间总是太紧，总是赶不及，“不知道，作用到底有多大，不知道；历史自有其规律和节奏。但总要尽力而为。”对作为知识分子的本分一丝不苟，74岁的老人，“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变得谦退安详。

　　夫人的家长里短

　　柴米油盐、儿子孙女、公婆妯娌、过去的苦日子、来日的小盼头……夫人的生活主题，与先生比起来，是日常的牵绊，是世俗的热火。

　　先就说吃。为营养为健康、“为茅老师每日高速运转的脑袋提供强大动力”的吃。早餐：一袋半牛奶和半杯咖啡(调适量蜂蜜于其中)；一碗有枸杞、大枣、西洋参文火煲过的汤，食用时，加两片波力海苔；一块点心(或蛋糕或面包)；外加一把维他命片；中餐和晚餐：主食是米饭和面条隔天交替，米饭是一次白米饭，一次炒米饭，炒米饭里有豌豆、火腿、鸡蛋；菜一般是五个，一是鸡肉，白水加作料煮，捞出肉做糟鸡，汤可以下面条；二是鱼或虾，红烧、清蒸换着样做；三是肉，比如茭白烧肉，比如竹笋烧肉；另外再有两个青菜，青菜要有叶子菜，比如油菜、生菜，要有豆类，比如青豆、毛豆、豌豆……

　　两口人的饭菜，一个转身的厨房，茅夫人认认真真、大操大办，有千军万马的气派，有小门小户的温情。

　　再就是往事旧人。不在厨房的时候，夫人总在客厅看报纸，眼睛不好了，报纸看得很慢，看慢了就容易走神，走神了，过去的人啊事啊就涌过来。

　　现在是两口人，以前不是，以前最多的时候是11口人，公婆、儿女、先生的侄女侄子外甥外甥女(父母上五七干校了，没人管，夫人就都叫过来一起住)，还有老保姆。11口人的饭菜，11口人的穿戴、柔弱多病的年轻夫人“被逼上梁山”，煮饭裁衣、事必躬亲；因为先生右派缩减工资，因为自己生病却又“不想欠公家人情”主动请求停薪留职，收入拮据、票券不足，出身富家的年轻夫人学习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叔伯姑嫂一大家的亲戚要走动，丈夫的同事朋友络绎不绝要待见，夫人的“机巧”只有诚心实意、落落大方。

　　还有老人和孩子。要一边给已经不会吞咽的公公喂饭，一边要照顾到同桌吃饭的刚过门的儿媳妇；要一边配药、打针，当好一家老小的家庭医生，一边要倔强地漠视自己的糖尿病胃溃疡。急着满北京地找患老年痴呆症走失的公公；急着给排斥保姆只信任媳妇的婆婆洗头发；急着回家给中午放学的孙女准备午餐……于是，美丽贤淑的夫人“经常被发现拎着菜篮子晕倒在回家路上”。

　　如今，公婆已过世，擦擦抹抹旧家具像是纪念；儿女侄甥们已在海外成家立业，隔三差五的电话邮件，总是盼望，也是安慰。每年五·一、十·一、新年、春节的四次家庭聚会，茅家几辈人能凑的都凑，能来的都来，就在如今只剩下先生夫人两个人的家里，喧哗、温暖、拥挤……成了传统，几十年来不变。而从来，这聚会的操办人，聚会的核心，聚会的最主要的源动力，就是夫人，21岁就孤身一人从家乡苏州嫁到北方嫁到这一大家来的茅夫人。有节制地感怀、先天地现实主义，厨房里的汤煲、客厅沙发上的晚报、书房里的丈夫、远在他乡的儿女、窗前浓荫……茅夫人温婉沉静，从来如此。

　　茅先生！茅夫人！

　　先生这样说夫人

　　“她是一位非常美丽又能干的贤妻良母。我说她美丽，并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当年，她的大照片总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展出。不论她住在哪里，苏州、上海、北京，她的照片就挂到哪里。‘文革’开始时，我们住在王府井，她的照片就挂在王府井丽影、明昌几个照相馆里。如果那时侯有选美，她一定能戴上桂冠。她非常能干，会做衣服、织毛衣。我的衣服从衬衫到外衣都出自她的手。她会烧整桌的菜肴，直到今天，我都不愿意到饭店里吃饭，因为味道没有她做的好。说她是贤妻良母，因为她是我们大家庭的感情中枢。兄弟、妯娌、侄甥、父母都愿意和她说话，她的话人人都听。我父亲晚年时大便干燥，拉不出来，都是她动手抠出来。在我当‘右派’的时多少人趁机追求她，她都没有离我而去；在‘文革’时，她勇敢地尽量保护我们全家；文革后，她为我解脱了全部家务，让我可以全副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所以我对生活是满意的，即使是在不幸的年代，仍有幸福的一面……”

　　茅于轼在70岁时应南开中学校友会之约，回顾一生，这样描述自己“一生最值得写的”，“幸福的源泉”。

　　夫人这样说先生

　　夫人说先生，通常的，先“数落毛病”，包括：

　　爱揽事儿。约采访的、问问题的，电话过来，不管在干什么，一律放下，应着，说起什么资料数据，还要给人家查好复印再寄过去。

　　爱上当。没原则地心软，有一回一个星期就接到五封“求助信”，偷偷给各种“需要帮助的人寄钱”“还不知道有多少”。

　　爱胳膊肘往外扭。菲律宾出差回来，拎了20盒芒果干，夫人说，怎么这么多，先生说，天则所20多个人，还不够呢，夫人说，不能不一人一盒，不能给新年就要来串门的亲戚尝尝？先生说，本来就没带这份的，自己是领导，出差当然要给员工带点小礼物。非典开始时，口罩紧俏，侄子从台湾托人几经周折捎来，还没拆盒，老先生就又来了，哈，正好，富平(保姆学校)还没买着呢。

　　说一套做一套。先生认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八个字在现实里“行不通”、“逻辑上矛盾”、“不能作为制度设计和道德建设的根本原则”，并为之构造矩阵、理论推导、写书、讲座四处宣扬；可自己为人做事，几乎要反过来，“绝不自私”。职位不计较，工作要多做，工资要少拿；超市买东西，罐头要挑盒子瘪的，饼干要拣快过保质期的；公园散步，一会要拾块废纸老远地送到垃圾箱，一会又要搬开路上的石头怕绊着谁；乘出租车，夫人一分不少付钱下车，先生转身再多给两块，说是为了司机高兴……

　　除了“毛病”，就是“弱点”：

　　不懂享受，不会休息。出差去讲课，出发不准人送，到站不等人接。下了飞机就开讲，讲完了就乘当天哪怕是晚上的飞机往回赶。去美国看儿子，一个星期就呆不住了，时差还没倒过来，就要往回返……不愿意跟他一道出门，去了跟没去一样，总是从机场到机场。

　　不擅言辞，不会交际。茅于轼谦恭放达，求教先辈，发掘后进，与杨小凯、宋国青、张维迎、盛洪等知名经济学家的结识结交被传为佳话。但夫人眼里，有不少“反例”。先生与堂兄一家在“东来顺”吃涮羊肉。在座的有堂兄的续弦与前夫生的儿子。吃着吃着，先生觉得应当敷衍两句，于是夸起那孩子，说，哎呀，与堂兄你长得真像，简直一模一样！全桌人都愣着了，摸不着头脑，继而大笑不止。先生从此与人见面，再不敢问人家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干巴巴地说正事，说完正事，就沉默，就等着对方问自己……

　　再有，就是孩子气。想要什么，马上就要，一刻等不及。随身听收音机，要等车的时候听新闻用，买一个不好用，再买一个还是有问题，但还是要买，急急火火地要夫人陪去。爱吃甜食，大盒的“和路雪”冰淇淋，认认真真地比量，切下不大不小的一块，盛在小碟子里，郑重其事地，放下书本、放下思虑，坐到餐桌前，慢慢享用。

　　幸福

　　先生说夫人，热烈地喜爱，坦率地赞美；夫人说先生，甜蜜地抱怨，婉转地褒奖。对彼此、对生活，茅于轼赵燕玲有风清月白的欢喜之情、有春华秋实的感恩之意。

　　“这是我们的黄金时代。踏实、稳定、温馨、无忧无愁。”夫人赵燕玲择菜煮饭抹桌子的时候这样肯定；为保姆学校向邻里们发问卷做“家庭服务需求调查”的时候这样肯定；接儿子电话与孙女谈心调停父女矛盾的时候这样肯定；与先生散步在玉渊潭樱花树下看草长莺飞的时候，这样肯定……

　　“从未感到孤独。我的人生极完美，不想和任何人交换。”先生茅于轼接到龙水头村(扶贫基金所在地)孩子来信的时候毫不怀疑，骑着自行车前往天则研究所主持论坛的路上毫不怀疑，被富平(保姆学校)的孩子们团团围住鼓励她们自信进取的时候毫不怀疑；就“市场经济”、“道德前景”、“政治改革”，中国最紧要的问题，发言撰稿苦口婆心的时候毫不怀疑……

　　而这“黄金时代的幸福”，当浮躁的外界沉下心来观看，是这样的细节：两个70来岁的老人，提起时局世事，微笑里松弛开无奈，提起前途，眉头渐渐舒展信念；他们的日子，是平常心里的鞠躬尽瘁，是忧患发愤之中的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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