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郑作时发自上海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的许纪霖，谈到200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时的经历，感慨万千：“美国给我最强烈的印象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它的社群。”

　　“波士顿每年秋天，都会在中央公园举行规模盛大的志愿者招募，几百个本地团体摆

摊招新成员，团体大到为艾滋病者服务，小到爱猫协会，各式各样，但有个共同点，所有团体活动都是无酬的。但成员们似乎不计较这些，热心得令人吃惊。”

　　“我曾为提高英语水平，参加教会办的培训班，教师是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薪酬极高，事情也忙，但每周都要抽两个半天时间无偿为教会上课。她称这是为上帝工作，是种快乐。这种情况触动了我，使我开始对美国人称为社群(community)的社会形态产生兴趣，并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许纪霖说。

　　9·11后的美国和

　　非典中的中国

　　《南风窗》：许教授，您9·11期间置身美国，而非典期间置身国内。您曾说过，似乎是天意，把您安排在两个国家关键时刻的现场，让您观察其面对灾难的反应，那么您看到了什么？

　　许纪霖：对比两个国家，我感触甚深的是9·11后，美国社群力量之强大，以及非典期间，中国社群的广泛缺席。

　　9·11发生时，我正在西部黄石公园旅游，两天后，我搭乘UA的夜航班从洛杉矶回波士顿。当时，飞机上所有旅客都非常恐慌，一有人上洗手间，大家都紧张地盯着他，怕有什么劫机举动。清晨6点钟到达罗根国际机场时，我大吃一惊：波士顿好几个志愿团体自发到机场来欢迎我们，因为我所坐的飞机是罗根机场重新开放以后抵达的第一个航班。一下飞机，就看到志愿者们挥舞星条旗，向我们微笑。这使人有种回家的感觉。

　　而在中国的这次非典过程中，社群的缺位则不能不说是遗憾。为什么这次在北京，当非典真相暴露之后，会出现许多人夺路狂奔？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大都市缺乏各种社群的生活。在现代大都市这样高度流动的空间里，人们被迫剪断了与以前传统社群的联系，置身于陌生的人际网络中，所有人都带着“口罩”，没有真实面孔。单位也好，社区也好，所接触的人，都是非人格交往，缺乏情感联系。现代大都会一旦缺乏社群生活，这个社会是经不起灾难打击的。

　　北京人口流动性非常高，许多北京人都对北京缺乏认同感，更别说外来人口了，这次逃离北京的，大多是外地学生和民工。北京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赚钱和拿文凭的城市，他们与北京的关系很脆弱，社会上也没有宗教、道德、文化或地域性的亚社群让他们留恋。人之所以感到恐惧，往往是缺乏社群支持，让他感到孤独，无以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怖，只剩下一条路，逃亡，逃到老家。因为那里还有他们所依赖的社群：家庭、家族和邻里。

　　《南》：您认为，民工和外地学生所依赖的社群，仍是中国传统的社群，对吗？您认为这种传统社群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这种力量，今天还够用吗？

　　许：是的，那是中国传统的社群，它们主要以血缘和地缘关系组织起来。这种社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很强大的。比如说传统社会中，中央政府的统治只到县，乡土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宗族，这就是社群自治的社会；再比如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大都市有各式各样的同乡会，这是地缘社群在城市中的延伸。

　　但在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随着政府统治力量的加强和文化上对传统的扬弃，这些传统社群被一再压缩，现在只是在家族、家庭和邻里间存在了。而在大都市，这种社群基本上被切断，但新社群又没有建立起来。非典就像台风，一下子把所有屏蔽卷起来，让我们看见了中国新型社会中社群的严重缺位。

　　无可否认，中华民族最后还是取得了非典战役的胜利，但这是在政府几乎放下所有日常工作挑起领导责任的前提下取得的，所以代价太大。在现代社会中，这场战役的领导者应该是社群。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中有个几乎所有人认同的口号是“小政府、大社会”，但非典一役中，我们看到了多少社会的力量？几乎都是政府的力量，所以这也暴露了改革中的问题。

　　社群缺席造成社会信用危机

　　《南》：在一个社会中，社群应发挥怎样的作用？您认为，在美国，是怎样的力量，使那位教师在繁忙工作之余，来从事义务教学工作？

　　许：这要从社群的特征说起。社群涵盖面很广，它的特点在于成员之间是以一些共同点来维持的——比如说共同的家乡、共同的爱好。大的来说，一个民族国家就是一个社群，小的社群则可能就是在街边喝茶时，常聚在一起的老头老太。

　　社群的特点是成员之间彼此认同。比如在一个民族国家里，人们认同的是彼此之间民族的共同性，还有是对国家所代表的宪法和法律所组织起来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认同；而在同乡会里，人们认同的是家乡语言风俗。社群给予人们最多的，是熟人社会的感觉、一种归宿感。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所有社会成员来说，身处熟人社会都是有利的，所以建设这样一个社会，也不是薪酬和物质成本可以衡量的。

　　在一个社群中，彼此认同给成员带来的成就感，并不比一般的社会成就，比如财富带给人的更少，取得一个熟人社会的共同尊重，这里的成就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那位教师是能够在其义务教学中，取得极大的满足感。

　　而对于国家来说，一个建立在社群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其国家诚信度要高，因为在熟人社会里不仅法律，就是道德也有了较高的约束能力。所以我们看到，社群建立程度高的几个国家，如美、日、德等国，其社会诚信度也比较高。

　　我们为什么需要社群？

　　《南》：您认为，除了能使社会风气趋于诚信之外，社群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许：其实诚信度只是社群的附带结果。社群在国家和个人间的实际作用，远比诚信这一个结果更大。

　　一些中国学者，以为美国的民主只是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带来的结果，但就我在美国的观察，其实美国的民主有双重结构：一个是由宪法、法律和制度建构的政治法律上层结构；另一个是由社群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形成的底层结构。

　　我们为什么需要社群？一方面，个人无法面对国家，单独的个人无力与庞大的国家机器抗衡，很容易陷入国家威权主义的泥潭。在转型国家中，如果缺乏社群支撑，那么由全能政府转化而来的国家机器，很可能把私人领域的自由与公共领域的自由分开，只给民众私人自由而不给你公共自由。即使是实现了制度上的民主化，假如社会缺乏公民的政治文化和强大的社群，民主依然有可能成为政客的囊中私物。台湾就是一个例子。正像林毓生先生所批评的，台湾的政治，从蒋经国到李登辉，一直到现在的陈水扁都是“私性政治”。

　　另一方面，社群对于个人来说，可以克服孤独、疏离化状态。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缺乏社群生活、彼此隔离的社会里，最容易产生威权政治，因为威权成为了他们彼此间惟一的联系方式。因此，民主社会，不仅是讲个人权利的社会，也是要求公民责任的社会。国家对于民主社会的公民来说，不仅仅是保护其私有财产的守夜人，国家也是一个社群，一个为所有公民所认同的政治社群。

　　我们在这次非典危机当中可以看到，由于缺乏社群纽带，危机一来，很多人都变为自利性的个人。自利性的个人，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经典分析，只是仅仅有权利意识的资产阶级市民，还不是有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真正的公民在面对社会事务时，是具有公共责任，是能够超越个人利害、有所担当的。

　　社群应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南》：如果中国需要社群的话，是不是把传统社群恢复起来就可以呢？

　　许：中国传统社群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这种社群一方面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受到冲击，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它存在局限，对社会影响力也有限。但这并不是说传统社群在现代中国一点作用也没有，比如说在农村，传统社群——宗族，就可以制约过度扩张的基层行政权力。但这些社群都不是现代的，是非自愿的组织，在现代的条件下，需要转化，转化为现代的自愿的社群。

　　《南》：那么中国未来的社群可能以什么面目出现呢？

　　许：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社群看作是一种不安定因素，“聚众”后面跟着的，一定是“闹事”两个字。事实上，如果处理得好，社群应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举个例子，现在中国的进城务工者被认为是不安定因素，但没有人考虑过他们在陌生城市里和巨大的生活反差面前的心理抚慰需求，没有相应社群做这样的工作。而很多务工者案件的发生也正是因为心理失衡造成的。因为城市不是他们的家，没有亲人。

　　在六七十年代，日本在城市化过程中也像我们现在这样有大量农民进城打工，但许多人都参加了“创价学会”，这是现代的心灵团体，给了那些背井离乡者以很大的心灵抚慰。

　　我们设想一下，在这样一个团体内，务工者彼此间认识照应，在城市有一个很大的熟人社群，是不是会对城市产生一种家的感觉？心理失衡的概率是不是会少得多？这就是社群在安定社会中的具体作用。认识到这种作用，以及进一步认识到社群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是我们急需补上的一课。

　　我相信，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日益推进，“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必然会进一步深入人心，而社群作为政府与个人间的中介组织，也会被更多人认识。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作为政府，应考虑逐步放松对社群的控制，给予社群以体制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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