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学(北京)

　　2003年春夏，我们听到最多的词汇就是“生命安全”。SARS给我们上了沉重一课。如果此次疫情后，中国能全面提升对生命权——这一人类最基本权利——的认知，从而把对生命的被动拯救变成对生命的主动关注，在国人心目树立起“敬畏生命”的理念，未尝不是“不幸中的大幸”。

　　仅仅关注主要发生在大城市的SARS，也许还嫌太局部，也容易过于乐观，提及“生命安全”问题，我们更应关注近年来中国大地上频频发生、愈演愈烈的生产事故。

　　瘟疫之外的最大杀手

　　1996年5月21日傍晚，河南平顶山十矿值班员王飞悄悄溜进厕所，看看没人，从口袋里掏出张纸压在石头下。下班后他又把纸偷偷放鞋壳里带回家，并复印十几份，把原件寄到北京亲戚家里，这颇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这张纸将为他洗清责任，使他免受牢狱之苦。

　　平顶山十矿是国有大矿，设计能力为180万吨，机械化程度高，装备精良，有完善的瓦斯监测系统。井下十几个瓦斯探头时刻监视着井下瓦斯浓度，一旦超限，监测仪就报警并自动断电，使井下停产。这种监测系统大大提高了安全系数，成为保障工人安全的生命防线，却被矿领导视为影响产量的障碍——当年十矿利润指标是3500万元，实行的是承包制，完成指标承包者可以拿到各种奖金。

　　在利欲驱动下，矿领导做出荒唐决定：把瓦斯传感器向下调0.2～0.4%。这无疑是拿工人生命做赌注。虽然调低灵敏度，由于瓦斯严重超限，仍发出报警声。为不报警，索性把瓦斯探头用塑料布包上，或根本不接断电仪。

　　1996年1～5月，这个采区瓦斯浓度天天超限，班班超限，工人们提心吊胆。1996年5月21日下午，王飞发现瓦斯浓度严重超限，提出上报。但被技术负责人制止。王飞只好在瓦斯记录本写上：某某不让上报。晚6点11分，工人在放炮时迸出火花，事故轰然而至。事故发生后，那个技术负责人首先想到的，是让值班员把那张没让上报的瓦斯记录表撕掉，值班员深知人命关天，便开始了前面那一幕。这起事故共造成84人死亡，68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近千万元。

　　近些年来，绝大多数矿难都是不顾工人死活，用生命换取金钱的结果，生命成了贪婪的人质。

　　1998年8月，江苏公安破获了一个以诈取抚恤金为目的，在井下疯狂杀人的犯罪团伙，共抓获罪犯共60多人。这个团伙敲诈的目标就是小煤窑的窑主。而他们猎杀的对象——他们称“点子”——则是那些外出打工的民工，特别是和他们口音相同的老乡，因为这样更容易得手。他们假借给找工作，把“点子”带到井下，将其杀死，再制造冒顶、塌方、坐炮等事故现场，然后敲诈窑主，诈取抚恤金。两年间，先后有100多民工被杀害……

　　用制造事故敲诈窑主，只有在矿难多发的土地上才会发生，才会激起那些罪犯残忍的灵感和想像力。

　　有数字表明，在美国，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0.03人；印度百万吨死亡率为0.5人；俄罗斯百万吨死亡率为0.65人。而中国，百万吨死亡率为5.7人。是美国的190倍，印度的11倍，俄罗斯的9倍。美国每年煤产量9亿吨，中国为10亿吨。美国每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约40人左右，中国则高达7000人。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管局统计数字表明，2002年，全国各类工伤事故死亡总人数超14万人，平均每天有380人在各类事故中丧生。2002年事故死亡人数超过5000人的10个省基本都是经济大省，其中八个省事故死亡人数增加的幅度超过本身GDP增长幅度，事故成为仅次于疾病死亡的最大杀手。

　　据一家大型钢铁企业测算，事故死亡人数与重伤及轻伤人数的比例是1∶2∶28。而机械加工行业的重伤与轻伤的人数则大大超过这个比例。即使按这个比例，每年伤者人数也高达400万，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终身残疾。

　　浙江省永康市以生产小五金著名，同样著名的还有断手事故，这个市每年都有近千名工人的手指和手被冲床轧断。仅2002年1～11月份就高达813人，以至该地接指诊所十分兴旺。在珠三角一些地方，也有类似情况。

　　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死亡、伤残，同断指工厂、寡妇村这样残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那么，其经济发展必将带上污点，也难以持久。

　　尘肺——钝刀子杀人

　　4月，央视做了一个电视片，《新闻调查》的记者王志采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当王志随同钟南山走进SARS病房时，我们可以听到非典患者粗重而急促的喘息声。这种声音让人不寒而栗。然而，我们却很少关注另一类病人——那些尘肺病患者，他们的呼吸声同样急促粗重，随时可能窒息死亡。

　　据卫生部公布数字，截至2002年，我国尘肺病患者累计581377人，已死亡139177人，现仍有患者442200人，而且发病势头有增无减。2002年，新增尘肺病人12248人，增加了16.6%。

　　与SARS病人不同的是，SARS患者可以治愈，可以重新自由呼吸、回归社会。而尘肺病则无法康复，一旦患上，他们将在疾病折磨中度过余生。当然，它不传染，不会威胁群体生命，也不会导致旅游业下降，餐馆歇业，民航客源骤减，但从长远来看，它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仍是巨大的。用最保守数字估算，目前，我国尘肺病人每人直接损失为2800元，间接损失1.2万元。据此推算，仅目前尘肺病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70多亿元，这还不算那些疑似尘肺患者造成的损失。而它对生命的戕害则无法用金钱估算。

　　江西省修水县上衫乡是个穷乡。现这个乡正被死亡阴影笼罩着。几乎每个月都有人因矽肺病死亡。截至2003年初，上衫乡矽肺患者就有399人，这些患者绝大多数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在乡金矿干活时得的这种病。患者有的已经撒手人寰，活着的也无法下地劳动。现在，上衫乡矽肺病人已有40多人死亡。江西省职业病研究所所长预言，10年以后，上衫乡将成为寡妇乡。

　　同样的悲剧也在浙江省泰顺县上演。

　　1993年至1996年，浙江省泰顺县三魁、州峪等乡镇的大批民工参加沈阳—本溪高速公路建设前期的开挖隧道工程。从没接受过劳保培训的民工不知道打钻时漫天飞舞的粉尘最终会让他们患上矽肺病。现在，泰顺县共有矽肺患者218人，光三魁乡就有168人患上了矽肺，已有6人死亡。

　　1999年，这些矽肺病患者提请诉讼，要求泰顺县隧道工程公司和工程发包方—沈阳矿务局、东北煤矿工程公司等单位进行赔偿。现在，被告方赔偿了1020万元，Ⅲ期矽肺患者每人获得16万元，轻一些的获得三四万元不等。有人说，在众多得矽肺病的民工群中，他们算是“幸运”的，因为多数民工是索赔无门的，甚至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有资格索赔。

　　安全投入少，弱化了护生屏障

　　这次抗击SARS疫情中，国家拿出大量资金，中央财政20亿，地方财产50亿，这还不算各界捐赠。我们依靠科学战胜非典，也依靠经济战胜非典，如果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就不可能如此快地控制住疫情。

　　同样，减少和遏制安全事故也需要资金投入。

　　近些年来，我国安全生产的资金投入并没有做到与经济发展同步，甚至出现倒退。20世纪80年代，我国年平均安全投入占GDP的1.1%，90年代则占GDP的0.7%，下降了0.4个百分点。以事故重灾区采煤业为例，过去煤炭部未撤消时，从每吨煤中提一元钱作为技术措施经费，提取一角钱作为技术研发经费。煤炭部取消后，企业随之取消了这项规定。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初步统计，目前我国仅国有重点煤矿“一通三防”就欠账40多亿元。2002年黑龙江鸡西矿业(集团)公司连续发生“4·8”东海矿和“6·20”城子河矿两起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共148人死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公司基础工程、设施欠账太多。其中安全欠账就达1.46亿元。城子河矿属高瓦斯矿，按规定要先进行瓦斯抽放，再开采。但以前的瓦斯抽放系统因经济困难而不能利用，所以根本不进行瓦斯抽放，埋下大事故隐患。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对煤矿的安全设施投入都有所扶持。日本的煤矿瓦斯抽放机械及施工费用都是政府无偿提供的。

　　许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甚至要钱不要命，在安全方面极少投入甚至根本不投入。一些企业使用的往往是四五十年代的陈旧设备。“断手之城”永康市7000余家私营企业使用各类冲压设备11549台，多数都没有防护装置。一些企业不仅硬件投入严重不足，软件上也舍不得投入。这些企业把农民工招来不进行任何培训就上岗，结果因缺乏常识而酿成事故。

　　减少安全投入，等于变相地用生命换取金钱；加大安全投入，就等于用金钱挽回生命。

　　维护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1997年，在克拉玛依“12·8”特大火灾事故发生两年后，那些当年因火灾事故被判刑的大小官员大都假释。记者电话采访了其中几人，他们都是那场大火中的生还者，而对那场287名儿童丧生的惨剧，这几名官员没有一个忏悔，他们都表示被判刑“纯属冤枉”。

　　因为人本意识的缺乏，中国许多官员在重大事故面前，缺乏忏悔意识，缺乏悲悯情怀。关于弄虚作假，掩盖事故真相的事，我们听说不少，但几乎还没听说过哪名官员因发生重大事故而主动引咎辞职。

　　2002年，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四方共同举办的职业安全卫生研讨会上，记者向台湾负责职业卫生的官员提问：珠三角有大量台资企业，有的台资企业设备陈旧，每年都有相当数量工人的手臂和手指被机器轧断，在台湾，这些企业也是如此吗？这名官员回答：这主要是大陆在这方面管理不严，惩罚不重，在台湾，如果发生这种事故，老板要付极高的赔款，这种事故多发生几起，老板就要倾家荡产。

　　这名台湾官员道出的，的确是事实。

　　生命无价。可是，一个人因工死亡或受伤，赔偿额的大小将标志着这个社会对生命尊严和价值的认知程度。

　　在贫困地区，事故死人往往只能获得几千元的赔偿，最多不过两万元。2001年，西部某省发生一起车祸，肇事单位只赔偿死者家属4000元。此时恰巧公安部一位官员在当地检查工作，知道后，要求按国家有关规定赔偿，结果死者家属获3万元赔偿。事后，肇事单位领导人称，“这个人死的真是时候！”在福建一家企业，一女工在事故中死亡，死者父亲到企业料理后事。企业负责人告诉老人可获17万元赔偿。老人大吃一惊。他生怕厂方“反悔”，当天领到钱，就悄悄溜出宾馆，买票回家，连女儿的骨灰都不要了。

　　在南方某市，劳动部门故意压低工伤保险赔偿标准，美其名曰是为了留住外商。而在一座沿海大都市，明文规定外地民工死亡赔偿金5万，大大低于城市人因工死亡赔偿的金额。这一规定居然得到当地劳动部门和法院认可。

　　正是过低的赔付使生命贬值，使一些企业主不在乎出工伤事故。

　　80年代，我们曾有一句口号：“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而不是安全为了生命。即使在今天抗击SARS过程中，仍有官员提出这样的口号：抗击SARS是为了经济发展。2002年我国颁布了《安全生产法》，而在一些发达国家，类似法律称为《职业安全卫生法》，这种提法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2003年5月初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也没注明安全资金投入这一块，这和国外法律大相径庭。

　　人人都有生存权，我们关怀生命，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应为生命本身。

　　在确立人本意识和对生命权的尊重上，我们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2003年夏天，SARS阴云正在消散。我们应像对待SARS那样对待生产事故，因为它危害的也是生命安全。我们希望，事故阴云在人性之光的照耀下渐渐消退。

　　(作者为《劳动保护》杂志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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