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落马后，大多反思是因为“放松了世界观改造”，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因受贿153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却大发“牢骚”：“比我受贿数额大的人多的是，为什么要抓我？”
有人认为潘某的“牢骚”是“狡辩”，但我觉得这正是他腐败的“思想根源”。把他的“牢骚”再“翻译”一下，其实就是阿Q先生摸小尼姑脸蛋的“依据”：“和尚动得，我动
不得？”在他心里有一个荒谬的逻辑：别人能腐败，我也能腐败！
看来，腐败之所以成为我们社会的一大公害，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病毒”有极大的传染性。这使我想起抗击非典来了。非典死亡率并不高，比普通肺炎还低，它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的传染性强，弄不好就会蔓延；而非典终究又并不可怕，是因为只要坚持隔离，病毒就无法传播，也就不可能施展淫威。同样，腐败分子也不可怕，因为再大的贪官也有法律“伺候”着。潘某人是副省级干部，官并不小，法律“伺候”了，而比他官更大的陈希同也同样逃不脱被惩罚的命运。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像对待非典一样，对腐败分子及时、彻底、严格地予以“隔离治疗”？或许，正是一些腐败分子逍遥法外，才使潘广田产生了“攀比”心理。因此，对于腐败而言，可怕的同样是“病毒”的扩散。
防治非典，打的是一场“人民战争”。它调动全民的力量，唤醒了每个公民的责任意识，从而形成了一套有效的防治机制。比如，公民发现非典患者、疑似患者（乃至发高烧者）就可以举报，有关部门立即行动，对患者加以隔离、观察，对疫情处置不当的官员则予以严肃处理。这些措施使我们抗击非典不断取得胜利。那么，对待“腐败病毒感染者”，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做到了？比如，我们在制度安排上是不是最大限度地让腐败分子处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公民的合法举报权是不是被尊重？得到举报后，有关部门是不是雷厉风行地行动？腐败分子是不是都被依法惩治？对姑息纵容腐败或对腐败处理不力的责任人是不是严肃处理了？等等，都值得我们深思。
以抗击非典比喻反腐败，并不是赶浪头，做“时髦”文章，而是它们之间有太多相似之处。我们能把防治非典的一些经验“移之”于反腐败吗？(艾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