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总理说实话》似乎是北京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都看的书。农民和农村干部关注，那是因为他们确认我是一个用他们的语言表达思考的学者；学者关注，那是因为他们确认我是一个可以对话的农民和农村干部。

　　和学者相比，我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乡干部，但我是一个比学者更理解农民的人。我和我的同事每年都要组织几次农民、学生、学者、官员的对话，参加会议的农民说，这是从来

没有过的会，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多专家学者倾听我们农民的声音和见解。

　　在北京的老同志中有很多人都看过《我向总理说实话》，有几十位很知名的老同志还请我到他们的府上作客，很多老同志激动地对我说：农民有没有小康，是检验我们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有些老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昌平啊！你的发言权是很特别的，我们这些老同志想为农民说话，但离开农村时间长了，没有了发言权。农民虽然很多，但他们发不出声音，也缺少他们发言的渠道。你了解农民，来自农村，希望你不要离开农民，永远和农民站在一起。

　　《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时，我对中国的“三农”问题的认识仅仅是感性的，而且是片面的，不成系统。2002年以前，在我看来，“三农”问题主要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从而主张在经济层面通过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在社会层面通过城镇化，在政治层面通过待遇平等化来加以解决。尽管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不为落后，但这些观点多少有鹦鹉学舌之嫌疑。

　　我来到中国改革杂志社后，有机会向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零距离讨教，温先生很多最新的研究成果我都能在第一时间分享。温先生还派我去了印度等南亚国家的农村考察，还去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学习交流。在温先生的悉心关照下，在北京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我的进步。

　　2002年初，针对学界的“三农”问题研究成果对农村实际问题缺乏解释力的问题，我提出了《24个为什么？》。

　　为什么经济发展了，孩子读书却越来越难了？为什么农民的收入高了，看病进医院却越来越难了？为什么日子比过去好了，敬老却不如从前了？为什么生活比以前富裕了，偷东西的人却比以前多了？为什么农民的自主权扩大了，管理部门却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土地越来越贵了，集体经济却越来越穷了？为什么种田挣钱少了，农产品却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城里的消费高了，农产品的价格却越来越低了？为什么有钱人多了，到农村投资的却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多了，农村治水、治污、治沙的事却没人干了？为什么科学技术发达了，农村相信巫术的人却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广播电视通讯越来越发达了，农民生产却越来越盲目了？为什么田瘦了，房前屋后的屎尿、垃圾却越来越多了？为什么文化提高了，村内的精神文化生活却越来越少了？为什么读书看病的钱少了，请客送礼的钱却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减轻农民负担中央三令五申了，乱收费却越来越多了？为什么法制越来越完善了，农村崇拜包公的人、到省城到北京上访的人却越来越多了？为什么拒交不合理的负担，中央授权给农民了，绝大多数农民却老老实实交钱了？为什么法律允许村民自治选村主任了，而农民满意的村主任却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农民选出人大代表了，而人代会上农民的意愿却无人表达了？为什么30年不变立法了，而土地却还是3年小变5年大变？为什么男孩女孩都是心头肉，分田分地的标准就是不一样呢？为什么单个人进城受欺负了，而农民的团结不如从前了？为什么中央对农村的问题越来越重视了，而农村的问题却是越来越多了？……24个问题的提出，是希望学界有针对性地开展“三农”问题的研究。

　　2002年2月，我发表《给农民休耕的权力》。不少学者假设农民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理性的经济人。我的这篇短文旨在提醒，农民虽有生产的自主权，但农民没有不生产的自主权，农民是在强制下生产的，并不是按照市场规律组织生产活动。

　　3月，我发表《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把农民的同等国民待遇系统地概括为七个方面，即同等的民主权、同等的税赋权、同等的国民财富占用权、同等的劳动待遇权、同等的迁徙权、同等的人身财产保护权和同等的市场主体权利。这七个方面是可以政策化的，现实中是可以落实的。

　　7月，我发表《慎言土地私有化》。这是温先生嘱我写的惟一一篇文章，因为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越来越多了。温先生是一个不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学者，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土地具有多种功能，特别是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在土地的社保功能没有分离出来之前，土地是不能私有化的。我认为土地私有化是农村改革的底线，这个底线几十年都不能突破，突破了会出大问题。文章发表后，有好些“自由主义学者”朋友特别生气，要请我去喝酒论战。

　　2003年2月，我发表《市场机制、政府调节与“三农”问题》。这篇文章是对温铁军先生《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一文的回应。市场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高估也是有害的。至少市场配置农村劳动力、土地是无能的，市场配置技术、资本对农村是有害的，这是铁的事实。所以，解决“三农”问题不能惟市场化，非市场化的办法千万不能丢。不少人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市场机制就是好于政府调节，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2003年3月，我发表《农村经济改革的成果是怎样被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消耗掉的》。文章用第一手的数据，讲述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农村上层建筑膨胀的原理和过程，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负面作用展现在人们面前，用铁的事实系统地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4月，我发表《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这篇文章是为存在了近20年的国务院体改办的撤消而作的一篇祭文。文章认为我国农村改革就是革除高度计划和高度集权的体制弊端，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的体制，要完成这个改革过程，有三步要走：第一步———放活农民；第二步———放活基层组织；第三步———放活基层政府。20多年的改革，我们在放活农民的问题上仅仅只走了大半步———放活了农村劳动力，还没有给农民劳动者的国民待遇。放活基层组织和政府，现在还没有开步。文章强调农村改革的路还相当漫长，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放活组织。放活组织的关键是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所有部门全面退出乡村社会，让民间组织充分发育，乡村才有真正的民主，乡村社会才有真正的法治。

　　我采访报道过全国第一个依法罢免村官的村庄———哈尔滨集乐村，写了《有无民主两重天》的长篇报道。我去山东莱州拜访过莱州著名的“刁民”———张丕庆，写有长篇报道《莱州刁民张丕庆》。这两篇报道应该算是我作为记者的代表作。在我的视野里，有很多人和事是值得报道的，但能报道出来的是很少很少的。现在，有不少媒体对农村的宣传报道，往往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把握不准农村前进的方向，严重误导农村的改革与发展。每每看到这样的报道，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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