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戴袁支

　　6月12日，一位丹麦女士玛丽安复信本报记者说：“有关那个电影胶片，我惟一所知道的是，我母亲曾经提起过它。”

　　玛丽安的母亲是南京大屠杀见证人伯恩哈特·A·辛德贝格的妹妹。“……在（2000年

5月）我们在奥胡斯看展览时”，玛丽安写道，“我的母亲向我们回忆说，就是那样的影片（辛德贝格）曾经往家里寄过。……然而，由于当时她还很小，只有11岁，她没被允许看那部（有残酷场面的）影片。”

　　玛丽安所说的展览，即本报2000年5月12日报道过的，在中国—丹麦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中方在丹麦奥胡斯市市政厅展出的“珍爱和平和生命———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大援救”的展览。

　　去年年底，一位在哥本哈根的中国人曾电告本报记者：“辛德伯格（即‘辛德贝格’）曾在南京期间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在其生前作为海员的史料捐赠给了美国当地的博物馆”。

　　最近，本报记者与丹麦记者联手从丹麦公共图书馆发现4篇当年有关南京大屠杀见证人辛德贝格的报道（见本报6月9日报道）。其中一篇记载：“1938年伯恩哈特·辛德贝格离开东方，途经丹麦，移民到美国。当时，他是被日本人逼迫离开东方的，原因是他对中国人表露出太多的善心。不为人所知的是，在他返乡的路上，他收到了驻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的一封邀请函。驻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对他在中日战争期间所做的事表示赞赏。”“当时，他在一个盛大聚会上，被盛情款待。”“在晚会上，他荣幸地应邀放映他在东亚拍的反映战争的一部影片。”

　　此前，尚未发现有任何文献资料记载辛德贝格曾存有“在东亚拍的反映战争的一部影片”，更无他放映这部影片的记录。为此，本报记者致信玛丽安，询问那部影片的下落。

　　南京大屠杀期间，坚守在金陵大学医院（今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大夫罗伯特·O·威尔逊博士曾在日记中记载：“辛德贝格借了一架照相机，拍摄了一些现场照片以证实其言非虚。”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贝茨文献”所藏史料也显示，1938年2月16日至17日，辛德贝格驱车带着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约翰·G·马吉牧师，用摄影机拍摄了从南京到栖霞山沿途及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纪录影片。

　　本报记者与丹麦记者联手发现的最新史料说，“这件事（指辛德贝格在日内瓦款待他的晚会上放映电影等事）早期没有被公开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一位官员“敦促媒体代表不要提及此事，因为他担心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可能会伤害到辛德贝格先生”。

　　据了解，该影片胶片究竟捐给了哪家博物馆，那家博物馆现在是否还藏有这部胶片，目前尚无进一步的消息。不过玛丽安向本报记者表示：“我将尽我所能地进一步探究（电影胶片）这件事。”

　　南京师大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博士，用“这些线索非常有价值”来评价本报的这些新发现。他说，史学界对这部影片一直很关注。现在除马吉、费奇所存该片拷贝的情况比较清楚外，其他拷贝尚不知下落。中国青年报发现的这一新线索，是该片4套拷贝之外的又一套，这为寻找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和了解历史见证人的情况，扩大了新线索，增添了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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