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北京佑安医院抗击SARS一百天记者李学梅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首都的白衣战士们义无反顾地站到了与SARS决战的前沿。冲在最前面的是北京佑安医院。作为北京市第一家SARS定点医院，他们是这场遭遇战中的阻击先锋。

　　临危受命

　　院长赵春惠无法忘记3月9日的那个下午。

　　刚刚接到家里电话，说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摔了一跤，骨盆手腕多处骨折。急忙往家赶，还没跨进家门，手机响了，是市卫生局打来的，电话那端声音急促：“火速赶到局里开会。”

　　会开得简短，中心议题只有一个：北京市出现了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佑安医院作为全国最大的传染病专科医院，率先收治“非典”患者责无旁贷，但准备时间只有24小时。

　　院党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由院长亲自挂帅的领导小组和指挥中心，医务部、护理部组成防治“非典”办公室，院内专家组、消毒隔离组、后勤供应组、岗前培训组、安全保卫组、综合治理协调组同时就位。

　　就在院领导班子深夜开会规范各项工作程序、启动应急预案的同时，副院长杨建国已经在飞往广东取经的途中了。

　　第二天一早的全院职工动员会，赵春惠说得并不多。台下职工们那战士接到命令般的坚定眼神，让她觉得此时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在医院组建SARS医疗志愿者队伍的志愿书上，不同科室、不同笔迹的签名越来越多，职工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是默默但有力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3月11日，第一位非典病人如期入住佑安医院非典病房。首都向SARS宣战的第一枪打响了。

　　无畏战士

　　病区里的工作意想不到的艰苦。

　　很快，病区内住满了病人。一半以上病情严重，最多时36台呼吸机同时使用。大夫们的手被消毒液泡白了，脸和暴露的皮肤被紫外线灯照得红肿脱皮。为了抢救病人，下午四五点钟吃午饭，晚上九十点钟吃晚饭是常事。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可是没有人能准点下班。

　　接触病人最频繁，工作最琐碎、最繁忙的是护士们。忙到什么地步呢？一个“非典”病人每天要用去10瓶点滴，一个护士最多时要换500瓶点滴！除此之外，她们还要整理病历、安置病人，发药、抽血、打针、测体温、量血氧饱和度，为起不来身的重病人擦身、洗脸、喂饭、倒便桶……

　　身旁，几位战友倒下了。面对SARS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对手，大家的心头掠过一丝恐惧。繁重的工作把几个小护士压得直掉眼泪：“院长，我们快坚持不住了……”

　　危难时刻，考验重重。医院党委及时在全院开展了“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党员先进性”的主题教育活动，号召全院职工把救治工作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舞台。院党委还决定，“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全市第一个设在隔离区内的党支部和团支部。

　　成立了党支部，群众的眼睛看着党员。他们看到了奉献。

　　作为党支部书记、感染科主任，金荣华每天在隔离区里一干就是20个小时，可是下班以后，他还有一项额外的工作———给患者发手机短信。也许是“你一定要坚强”，也许是“我们一起努力战胜SARS”，又或者只是简单的一句“你吃了吗？”都会让病人很温暖。至今，这些亲人般的鼓励和问候还保留在许多出院患者的手机里，不忍删去。

　　考虑到传染病人家属不能陪护，隔离区里的病人很孤独很寂寞，隔离区外的家属又特别担心，金荣华就把自己的手机号告诉了每一位患者。他是想告诉病人，我随时在你身边；他是想告诉家属，你随时可以了解亲人的病情。从此以后，金荣华的手机成了名副其实的热线，一个月下来，话费竟达2900多元！

　　群众的眼睛看着党员。他们看到体贴。

　　护士长孙焕芹刚进入一线，迎面就碰到了一个大难题：在她的病区里住着一家7口SARS病人，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了，而且偏瘫，一切生活起居都要由护士来照顾。因为生病，老人经常发脾气。有一天，孙焕芹正在发药，老人突然烦躁地拽掉了呼吸面罩，把大便抹得到处都是，还抹了孙焕芹一身。护士长没有和老人计较，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清理、擦洗。

　　群众的眼睛看着党员。他们看到先锋。

　　共产党员朱伟平是第一个进入SARS病区的护士长，连轴转了一个多月。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忙了一天的朱伟平刚刚回到宿舍就接到通知，7位SARS重病人正在转运途中，马上就到医院。她放下才吃了没几口的晚饭，扭头就返回了病房。医生为尽快给病人作出诊断，要求连夜拍胸片、做CT。雨在不停地下着。朱伟平一手推着轮椅，一手将雨伞撑在患者头上，自己却被淋得透湿。打湿了的隔离服紧紧贴在身上，朱伟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被感染，但她什么也没说。病房与CT室相隔200多米，那晚朱伟平走了7个来回。疲惫不堪的她至今都记得，那200米是她一生中走过的最长最艰难的一段路。

　　过度劳累的朱伟平倒下了。她和其他11名被感染医护人员住在了她们自己亲手筹建的病房里。姐妹们闻讯后失声痛哭，而她本人却异常镇静。她叮嘱同事们注意防护，安排好工作后才走入病房。而她在康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向党组织递交了又一份请战书和无偿捐献血清的志愿书。

　　入党积极分子吴昊主任连续作战五十多天，顾不上照顾即将参加高考的女儿。4月24日，他和黄玉华、封丽三人在隔离区内，用激动得发颤的嗓音向鲜红的党旗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护士汤红在病区内抢着干重活，不幸被感染后，还不忘照顾其他病重的同事。病愈后，她申请捐献自己的血清用于治疗和科学研究，并且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像汤红这样，全院在抗击SARS一线递交入党申请书的还有60多人。

　　科学引路

　　病原体不知道，传播途径不完全清楚，特效药尚未问世。

　　佑安医院接诊第一个SARS病人的时候，整个医学界对SARS的认识程度还十分有限。

　　“既然是先锋，就要在冲锋的路上留下脚印，让身后的同行少走弯路。”院长赵春惠要求医护人员直面疫情的挑战，把握与挑战并存的机遇，在医疗救治的同时抓紧科研攻关。

　　于是，临时驻地的服务人员很快总结出佑安医院医务人员的一大特点：白天抗击非典，晚上攻关科研。全市最早的《非典诊疗护理规范》和《消毒隔离规范》出自佑安医院，最早尝试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也是佑安医院。他们第一个将中药治疗非典病人应用于临床，并通过对108例病例的观察，总结出三个具有特色的中药组方，提高了治愈率。李秀惠主任撰写的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的论文，在中日韩东南亚十国和海峡两岸的学术会议上进行交流时，引起了同行极大关注。

　　医学影像是观察患者肺部病变的重要检查手段。放射科主任王薇一开始就非常留意观察每张片子的差别。仅4月21日那天，她就先后8次更换隔离衣，做了120多例胸片和CT。拍片时，身体瘦弱的王薇一个一个把病人抱起，把片子塞到病人身下，再进行拍摄，完全不顾与非典患者面对面零距离接触和X线照射双重污染的危险性。经过大量病例的积累和分析，王薇和同事们率先提出：螺旋CT发现肺内炎性病变要早于普通X线胸片2到3天，借助螺旋CT这个帮手，医生可以对非典患者早发现早治疗，这对降低病死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项科研成果不仅已经在《中华放射杂志》上发表，而且在全市的发热门诊中推广，成为早期筛查病人的一个重要手段。

　　医院病理科也不甘落后，为探寻SARS病原的真面目，他们冲上了一个更加危险的特殊战场。在59岁的郎振为主任的带领下，他们先后做了7例SARS尸解。这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近距离操作的人员极易被感染。一例尸解至少需要五六个小时，强烈的福尔马林气味呛得他们睁不开眼，沉重的防护面具让他们呼吸困难，长时间的缺氧使郎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停下手来歇一小会儿，再继续操作。他们所得到的宝贵资料成为全市乃至全国非典诊治攻关的有力依据，并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到英国著名病理杂志上发表。

　　佑安医院成为北京市卫生系统惟一一家被全国和北京市确定的“非典科技攻关综合示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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