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经验移植金融监管银行监管走出“圈内循环”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07日13:10 新华网

　　主持人：本报记者杨磊

　　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

　　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詹向阳

　　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秦池江

　　编者按：6月25日，李金华审计长受国务院委托，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作了《关于200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李金华的报告直指金融腐败和国有资产监管等问题，其中建设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颇为引人瞩目。从今年初的银监会的成立，到央行“房贷新政”再到审计署日前的“审计风暴”，人们注意到国家对银行业的监管正逐步加强，且多层次监控。我们的银行业能否经受住这种来势凶猛的“监管风暴”的洗礼？

　　银行监管首次走出“圈内循环” 银行业开闸泄“洪”

　　主持人：6月25日，建设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被审计署点名批评，这是否称的上中国金融监管史上比较严厉的一次行动？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哪些重要信息？

　　詹向阳：从商业银行的角度看，现在的监管还是保持了它的延续性和平稳性，并没有给人突然加码的感觉。我记忆中更严厉的监管是在1993年～1997年，当时对金融业全行业的大整顿让不少人“落马”，丢了乌纱帽。就拿违规拆借来说吧，我们戏称其为“高压线”，一碰就得“死”。当时朱基总理有句话，叫做“八月十五放光明”，也就是说你过去放出去的违规拆借，在当年中秋节之前一定要收回来，否则就要“杀头”，即撤职。为此，香港媒体还为内地银行鸣不平，以为因此判人死刑是不是太草率了。其实，“杀头”的意思是摘掉乌纱帽。这是一个笑话了，但从中不难看出当年的治理整顿确实是非常严厉的。为什么以前那么严厉的金融整顿，社会公众一直没什么感觉呢？原因是它一直在银行系统内运作，监管机构发现问题直接汇报给国务院，国务院再在银行系统内进行通报、撤职、法办，再严厉也没有出银行业这个圈子。这次不一样了，审计署直接在网站上把内容公布了出来，媒体再一报道，相当于把内部批评变成了向全社会的通报批评。我看这是此次事件与以前最不一样的地方，这一点对商业银行考验比较大。

　　秦池江：我作为列席代表听取了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向人大常委会所作的这个汇报。当时与会代表最大的感觉就是这次报告的透明性大大加强，审计工作逐步深化，抓住了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李金华之前先汇报国家预算执行情况，接着就是李金华署长的审计报告，在他的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汇报了审查国家财政预算和两家国有银行的问题，没有留一点情面。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和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早已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对内对外也不断地公布信息。十几年来，我们接连不断的强化金融监管，确实处理了一大批极为复杂的问题，金融案件高发期已经过去了。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解决的，但也值得深入反思，是不是一些制度上、体制上的改革措施还没有到位？比如，近几年强化银行内控机制，一直在强调上收贷款权，建立审贷分离体系和授权授信制度，基层银行基本没有多少贷款权，银行贷款向大城市、大项目，大企业集中，难道审批权往上收就一定安全吗？我们的银行业讲三性(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其实还要讲分散性和成长性。

　　魏加宁：谈这件事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刚刚过去的“非典危机”，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要防止出现消息披露过程中的“闸门效应”。什么叫“闸门效应”？就是有什么问题都先攒着，尽量捂着，不做及时披露，等到有一天实在捂不住了，不得不打开信息“闸门”的时候，问题已经堆积如山。一旦政府不得不如实加以披露时，人们通常会凭借此前的经验和思维惯性，推测情况可能比政府现在所公布的还要严重。但是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能够做到及时披露信息，不仅公众不会发生大的恐慌，而且也会促进问题及早得到解决。

　　中国金融行业长期以来一直习惯于关起门来防范风险、关起门来化解风险，但是，这在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信息化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信息的“闸门”是迟早要放的，而且越放开的早震荡越小。

　　当然，刚刚“开闸”时老百姓的反应可能会有些过度，但即便如此政府也必须清楚，走回头路是不行的，走回头路是没有前途的。我想，关于这一点，政府已经在处理“非典危机”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自信。今后的任务是如何将应对“非典危机”的经验应用到其他领域，比如说金融领域。从李金华的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大量的篇幅讲的是中央财政的问题，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关于金融的。但是为什么媒体和公众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盯住了金融问题呢？这一方面说明了银行问题与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说明金融问题的“闸门效应”可能已经形成，因此要采取比较稳妥的方式逐步“开闸”，既不能太慢，因为有WTO过渡期限在等着，但也不要一下子开得太猛，否则又有可能走回头路。监管闸门切忌大开大合，必须既坚决又谨慎、要讲求科学性和艺术性。

　　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在“开闸”前已经排除

　　主持人：有一个比喻说，如果把国家形容成一个人，那么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难题就是插在心脏旁边的一根针，毫无疑问它会对整个肌体造成伤害，但是拔出来的风险会更大。今年以来的“监管风暴”，是否在试探着拔出这根针吗？这样做会引发金融风险吗？

　　詹向阳：我不同意国有银行的一些问题是扎在人身体上一根针的比喻。如果说中国的银行业存在历史问题，那么最严重的不外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而这根针早在1999年就拔了出来。此前很长时间，我们都担心把不良资产的底数公布出来会不会引发挤兑，中国的金融危机会不会到来？但中央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正面接受了教训，还是下决心把不良资产的底清出来。我们从1999年起试行国际通用的银行资产质量量定方法，从2001年起对国际国内公布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真实数字，结果没有引起金融震荡，国际上也认账了，他们都认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是见底了。所以这次银监会上任后重点检查的不是信贷资产，而是非信贷资产，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最主要的问题已经清出底来了。

　　秦池江：其实大闸门早就打开了，只不过底下通泥沙的那个小闸门刚打开，深层次以下的泥沙是不太好清理的，我指的是当事人责任的问题。这次审计长不回避，是好事。现在这个小闸门打开以后我觉得不会有大的风险。

　　魏加宁：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加强监管不能搞运动，要持之以恒，否则就会让商业银行的经营者们无所适从。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监管就相对宽松，只要能够把经济搞上去什么都行，一旦经济形势出现过热的时候就开始从严监管，加强监管力度。相比之下美国的做法很值得玩味，前两年，美国股票市场一路下滑的过程中，一些大公司做假账的丑闻开始暴露出来，按照我们有些人的思路，在股价下跌的时候，最好是得过且过。但是，美国的监管当局，非但没有因为股价下滑而放松监管，反而加大了监管的力度，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银行需要体外监管但仅靠监管可能事倍功半

　　主持人：银行业在主管部门监管和内控之外，是否也需要第三方的舆论监督呢？这种多层次的监管对降低金融业的风险有多大作用？

　　魏加宁：我们在2000年曾经做过一个课题就是《大众传媒与金融监管》，在研究报告中我们提出，大众传媒至少可以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帮助监管部门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进行舆论监督，因为监管者毕竟人力有限，而大众传媒的触角很多；再一个就是解决“谁监管监管者”的问题，对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监督。但前提是媒体必须保证客观公正，独立、中立和自律，不能为既得利益所左右。

　　我觉得某著名经济学家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银行的治理结构如果不能够尽快加以完善，那么光靠加强监管只能是事倍功半。这说明，如果银行自身的体制改革不完成的话，外部监管只能解决部分问题，甚至只能解决表面问题。此外，还有一些改革措施必须尽快出台，比如说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尽管这个问题上争议很大，但是没有这样一种制度，就会造成银行该进的进不来，该退出的也退不出去，没有一个进退机制，这个市场是搞不好的。

　　詹向阳：银行是一个服务行业，自然要接受大众的监督，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银行本来就是一个风险性行业，客观上就存在市场风险、政策风险、道德风险等多种风险。当然，我们不能拿政策风险推卸责任，但是把所有的银行风险都看成是道德风险也是不对的。即使是在金融业最先进的国家也允许银行有一个合理的风险范围，比如说在5%以内。而我们现在公开呼吁的是什么，零风险、双百方针(本金、利息百分之百收回)，这怎么可能？银行不可能像神仙算命一样放贷款，市场形势瞬息万变，银行的经营随时都与风险相伴。有一个合理的风险区间才是正常的。（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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