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台北7月7日电 劫后的凄怆——访台北和平医院洗衣工

　　新华网记者廖翊 刘卫国

　　7日下午，在位于台北市林森南路的台湾“全民医疗权益促进会”，记者见到了原台北和平医院的两位洗衣工，一位叫童建荣，家住台北；一位叫黄水东，从基隆来。

　　这是台北和平医院集体感染非典的6名洗衣工中的两位。6名洗衣工中已有一位身亡。他们表示，能够活下来，是不幸中的万幸。然而，劫后之余生并不轻松，他们失去工作已经两个多月了。一个多月来，他们为自己的权益和生活四处奔走，十分疲惫。

　　工作的失去与他们染上非典有直接的关系，而非典的感染正是因为在医院工作而导致。这是他们感到极为不公、郁忿难平的地方。

　　童建荣今年50岁，是这6位洗衣工的领班。他告诉记者，和平医院以“外包”形式将洗衣部于一年前包给了佳星卫材公司，他们6人由受雇的佳星公司派至和平医院洗衣部工作。4月22日，所有6名洗衣工全都因感染非典在急诊室住院。次日，院方在既没有告知其本人，也未告知签约的佳星公司的情况下，单方面终止了与佳星公司的合同关系。

　　一个多月后，当童建荣先生与其他4位同伴治愈康复出院，来到已恢复开张的和平医院报到时才知道，他们已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

　　更令他们不解的是，院方坚持“劳工与雇主的问题与医院无关”，使他们无法得到任何补偿；连死去的同伴刘建信，只能得到极其微薄的补偿金。

　　一个多月来，他们找医院、“卫生署”、“市政府”，乃至“立法院”，但无济于事。

　　童建荣介绍，他们集体染上非典，院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月底4月初，他发现，经消毒后送往洗衣房的感染性物品陡然增多，便警觉地找到有关人士探问医院是否有非典疫情，但没有得到明确回答，更没有对他们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直到疫情爆发，我们还没有防护衣可穿”。

　　在刘建信与林姓女工首先被感染住院的情况下，院方仍然没有对患者及其他洗衣工采取隔离措施，直到他们全部被非典一一击倒，“医院对我们的集体感染和刘建信的死要负完全责任，”童建荣说。

　　更糟糕的是，他们不仅领不到相应补偿，而且因为在和平医院工作并感染非典的缘故，使他们寻找新的工作变得十分艰难，人们避之惟恐不及，以种种借口谢绝。他们的生活已经陷入困境。

　　为6位洗衣工而奔忙呼吁的台湾“全民医疗权益促进会”理事长陈国基对记者说，是商业制度下的医疗体系导致了6位洗衣工悲剧的发生，“外包洗衣房的做法不只和平医院一家。为了节省成本，他们必定要将洗衣房等外包，也不可能对医院洗衣房这种高感染率的工种区别处理，一旦出现问题，很容易踢皮球，倒霉的却是工人。”他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为他们呼吁，但最后的结果不容乐观。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黄水东显得十分沉默。他今年46岁，4个孩子，最大的不到20岁，最小的15岁，都在读书或待业，他的妻子去年患病去世。他的弟弟黄生志为了帮助困难的哥哥，也到和平医院做洗衣工，结果也差点被夺去生命。

　　“我很惨。”满脸愁容的黄水东说。（完）（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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