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要求政府转变职能的呼声越来越高，曾以“强势政府”闻名的苏南各县，其以往的县域经济管理方式引起了诸多议论，称好者有之，指责者亦有之。

　　反方观点：苏南是典型的“强国家对弱社会”，不利于经济细胞的搞活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佩里（Ｐｅｒｒｙ）教授将国家（广义上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总结为四种类型：一是强国家对弱社会，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和其它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二是弱国家对强社会，如上世纪80年代的波兰；三是弱国家对弱社会，如非洲的多数国家；四是强国家对强社会，如西方发达国家。对苏南“强势政府”持批评态度者认为，苏南政府向来喜欢以“全能政府”、“聪明政府”自居，那种对经济事物干预过多的做法有很深的传统，是典型的“强国家对弱社会”。

　　政府行为这只看得见的手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又时常是武断的，如果过分强化其作用，其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乡镇企业是苏南农村经济的基石，也是苏南人的骄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产权模糊、政企不分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成为制约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对此，苏南基层曾相继推出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一涉及到产权制度改革，就被“强势政府”所扼杀。苏南“强势政府”的自负情结以及对苏南模式的情有独钟，使个体私营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多少发展的空间。个体私营经济以其灵活的机制、巨大的活力和很强的市场适应性，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苏南乡镇企业1996年跌入谷底后，苏南的“强势政府”才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开始着手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但差距已明显拉大。1998年，江苏将带了多年的乡镇企业桂冠拱手让于浙江。据2002年有关部门的分析统计，1994年，江苏与浙江全国百强县的比例是25∶8，而到去年这一比例却成了11∶22！另据有关部门统计，苏南个体私营经济不如浙江发达，在江浙沿太湖7城市中，浙江城市都明显高于江苏的。与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相比，民不富是苏南一个突出弱点。

　　除了个私经济不发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细胞不够活，民不富等问题外，“强势政府”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与企业争夺资源，企业每做一件事都要付出寻租成本，也严重抑制了企业家队伍的成长。

　　苏南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政府及其依附于政府权力的干部太强大了，而老百姓的自我意识、自主意识又比较弱，两者极不对称。一些干部对改制回笼的集体资金牢牢抓住不放。集体资金的使用权，社区居民无人能监督。镇集体股的法人代表都是镇领导兼任，因为他们坚持认为这是政府的钱。目前看，这部分集体资产被挪用于干部发放工资奖金的情况十分严重。

　　正方观点：“看不见的手”作用是神奇的但不是万能的

　　“市场调节万能论，无为而治万岁论”，在商品经济早期搞活经济细胞上确实有着神奇的功效，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不是万能的，人们在泼掉“强势政府”对经济事物干预过多的脏水时，不应泼掉盆中的婴儿。

　　苏南地区许多干部普遍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机制转换和社会转型的过渡期，既非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也非体制和机制完全到位的市场经济，生产要素的流动和流向具有很大的人为性。作为宏观经济单元的县域经济，往往表现为“县域领导者的发展战略经济”，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则往往表现为“企业管理者的竞争策略经济”，这种态势特别需要“强势政府”充分发挥作用。苏南各县的实践证明，抢抓机遇是启动发展的锁钥，是实现跃迁的跳板。哪一个政府善抓机遇，一步主动就可能赢得步步主动；谁错失机遇，一步被动就可能导致步步被动。以江苏“四小龙”为例，他们都至少抓住过一次较大的发展机遇：江阴抓住了企业上市融资的机遇；昆山抓住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遇；张家港抓住了企业改组改制，做大做强企业集团的机遇；常熟抓住了商贸兴市和较早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机遇。

　　随着开放式大市场的形成和现代交通、通讯业的快速发展，在不同区域投资的成本、利润和投资回报率差距越来越小。投资者在选择投资环境时，既注重硬件建设，更注重政府办事效率、社会文明程度、人们商业信誉和综合服务水平等软环境因素。近年来，继苏州成为利用台资高地后，无锡又成为利用日资的高地，整个苏南正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热土。江苏省一位领导问一个台商，你们为何舍近求远，要到苏州来投资？这位台商的话非常简单、实在：一是这里的干部不“黑”，二是这里能招到高素质的工人，三是社会治安好。这位领导感慨到，苏州吸引外资为什么能坐上全国各城市第一交椅，关键是苏州有好的思想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环境、法制环境、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内有凝聚力，外有吸引力，最后体现了综合竞争力。而这种综合竞争力的形成，离不开强势政府的有力推动。

　　原昆山市委书记、现江苏省外贸厅厅长张雷说，生产要素总是朝低成本和良好环境地方流动的。现代经济竞争实质上是区域生产要素富集程度的竞争。谁能率先营造出良好的创业环境，谁就抢得了发展的先机，争得了主动；反之谁没有这样的创业环境，谁那里就会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苏南的“强势政府”是个优势，决不能放弃，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头几年即过渡期内，哪个地方政府的作用发挥得好，哪个地方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时间差，铺垫一个好的竞争平台。谁的平台高，谁与国际对接的能力就强，各种资源就会蜂拥而入，今后的强与弱，快与慢，都与平台的高底密切相关。

　　改革目标：实现“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对握

　　记者在苏南地区采访时，许多干部认为，政府调控乏力，无为而治对于小商小贩型的经济发展效果极佳，在商品经济发展的粗放时期，政府越不管，发育得越好。然而，时势轮转，环境变异，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严重的局限性非得要政府从宏观的角度来加以弥补不可，实现“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对握。若听其自然，是难有远大前途的。

　　江阴市委书记王伟成说，商品经济最大的威力在于能把每一个经济细胞都搞活，使一个地区在短暂的时间内实现潜力的充分释放，把生产搞上去。当人们的思想还受种种禁锢，不能放开手脚发展经济时，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无为而治的做法，无疑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进入新世纪后，大家都处在同一个政策平台上，再满足于自由、放任，无为而治，没有超前的宏观思维来因势利导，接下来收获的只能是市场经济最消极的一面：后劲很难发挥。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间的竞争主要是斗勇的话，那么发展到今天则主要是斗智。可以说，商品经济越发展，经济越放得开，政府的宏观协调，乃至宏观职能越重要，要求水平也越高。苏南决不能当外地纷纷到这里取经学习政府管理经验时，自己却放弃自身优势，照抄别人已经淘汰了的经验。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认为，加入ＷＴＯ以后，还要不要“强势政府”？回答是肯定的，但政府推动经济的方式必须改变，该政府管的一定要管好，该市场发挥作用的一定要让位给市场，建设服务型“强势政府”。政府职能该转化的转化，该弱化或取消的就弱化或取消，该强化的就要强化，让“越位”的“归位”，让“错位”的“正位”，让“缺位”的“补位”。比如抓经济不能一说抓一产就偏重催收催种，代替农户行为；抓二产偏重生产经营，代替企业行为；抓三产偏重购销产品，代替商业行为，这就是错位。政府死死抓住某些审批权不放，这就是越位，而减少这种行政审批权就是正位。政府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上，这就是归位，在这方面特别需要“强势政府”发挥作用。抓紧建设好信用体系，让诚实守信成为社会规范，这就是补位，是补政府以往的缺位。

　　江苏省政府研究室主任黄健说，全国许多地方的实践表明，无为而治，是治穷治后的上佳之法，但并非求发展上档次的惟一法宝；自由放任是搞活市场经济的必经阶段，但非永远过程。纵观中外，凡成功者其经济运行机制无一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两只手”运作，即看不见和看得见的两只手有机、有效的配合。江苏“四小龙”中的江阴之所以较为成功，就是因为当地政府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在经济转换的关键时期，政府没有任其自然，无为而治。而有些地方搞自由放任，几个轮子一齐转，尽管经济总量很大，但现在回头一看，小企业居多，拳头产品少，骨干企业少，“满天星斗，没有一轮明月”，经济档次低，后劲乏力。（包永辉）（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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