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机（广州）压缩机有限公司工会直选现场紧张有序。周四根　摄

　　“蛇口是中国工会直选的实验田。工会直选最早产生于广东。”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已从事工会工作多年，当年他参与指导了蛇口工会直选的试点工作。他说，蛇口是在1986年开始进行工会直选试点的，时至今日，广东省12万多个基层工会中有三分之一，也就是4万多基层工会是经过民主直选产生。

　　孔祥鸿认为，广东市场经济发育较早，所以能够最早实现与国际惯例接轨。广东的外来劳动力最多，他们的合法权益迫切需要得到保护。

　　蛇口工业区工会联合会前任主席李亚罗，就是经直选产生的。他说，维权是蛇口工会的“拳头产品”，工会必须毫不犹豫地维护职工权益。

　　直选是中国工会选举的方向。全国总工会基层部部长郭稳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

　　深圳，一次工会直选

　　6月30日，深圳，南太集团公司饭堂2楼。这里是该公司第五届工会委员会选举会场。按规定，在当日的选举中，16名候选人中将有5人被淘汰。

　　16名候选人名单及其背景，此前已经张贴在公司饭堂的公告栏上。选举大会开始前，工会没有接到工人方面的异议。候选人名单正式提交工会代表进行投票选举。

　　由工会会员推荐产生的工会代表共有201人，他们将代表集团所属各公司的1532名会员，从这16名候选人当中选举出11名南太集团第五届工会委员。

　　虽然南太集团的工会委员都是兼职，但是在工人看来，工会委员的身份多少有些特殊———职工的代言人。落选，意味着候选人离工人的信任还有一段距离。

　　选举大会于晚上7时举行。代表们依次走上主席台，将选票投入一个红色的票箱。之后主席团宣布，发出201张选票，收回199张，有效票193张。

　　经过点票、唱票，结果出乎主席团的意料，票数达到或超过半数的只有4人。另外有20多张选票全部只投给了一位候选人。按照《南太公司第五届工会委员会选举办法》，“每张选票所选举的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人数为有效票，多于应选人数为废票”，这20多张只投给一人的选票是合法有效的。

　　整个选举过程持续了两小时零15分钟。

　　票数最高的王喜全感慨：“没想到11名委员不能一次选出”。按规定，另外的7名委员只能择日通过第二轮投票选举产生，而主席、副主席的选举，要所有委员选出来后才能进行。

　　王是来自湖南的打工者，他说，从1998年开始工会直选以来，工会在职工中有威信，在公司里地位很高，所以工会代表必定将选票投给他们信得过的人，是信任投票。

　　蛇口启动中国工会直选

　　李亚罗原本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通过直选先后担任工业区工会联合会委员、两届副主席、两届主席直至退休。

　　他介绍说，蛇口1986年进行工会直选试点，1988年全面铺开，不仅基层工会，工业区工会联合会也是直选产生的。

　　中国工会蛇口模式有一个重要内容叫“六率”工作法，其中一“率”就是“确保民主直选率”。

　　李亚罗曾经观摩一家企业工会直选，他说：“场面真是振奋人心，选举期间，由于被选举人人数太多，黑板上写不下名单，只好另外用纸写，写满候选人名字的纸在墙上贴得很长很长。”

　　一家企业有位香港居民得票数超过法定票数，但是否让他担任工会委员却让工会犯愁。最后经过讨论，工会联合会认为只要符合入会条件，即———以工资为收入来源、是在册职工、承认中国工会章程，就可以加入中国工会，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结果该香港居民成为蛇口工联会委员中第一位境外人士。这件事让李记忆深刻。

　　李至今还对工业区工会直选过程中的细节津津乐道。一家企业的总经理通过直选当选工会主席，工会联合会觉得这样不合适，劝他退掉，这位总经理反问，我是工会会员选出来的，为什么不能担任工会主席？

　　而一家企业的副总经理当选工会主席后公开表示：我当选工会主席比被任命为副总经理还要高兴，因为当选副总只是得到总经理信任，而当选工会主席表明员工也信任我。

　　李亚罗说：“通过直选产生的工会委员和主席，不论什么身份，只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不来虚的，就可以干得很好。”

　　蛇口工业区的工会直选已经步入了程序化制度化轨道，1991年制定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基层工会换届选举办法》明确规定，除了以下情况，蛇口工业区的工会联合会每5年一届、基层工会每3年一届换届，必须经过民主直选：

　　成立第一届工会委员会的；换届选举时当年职工流动量占40％以上的；职工队伍明显形成地方派别现象的；民主直选受到严重人为干预的。

　　据悉，蛇口现有250多个企业工会，会员2·9万人，换届都实行直选。

　　直选不是做秀

　　为了获得职工信任，有的企业直选还要进行就职演说、接受质询、提问。如果说直选是信任投票，接受质询和提问简直接近“刁难”，演说和质询将候选人推向了矛盾的尖端，会员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尖锐的问题，以下是一些工会主席竞选期间遭遇的“突击发问”：

　　“你当选工会主席之后，集体合同什么时候签订？”

　　“5天工作制什么时候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定在哪条线上？”

　　“你任工会委员期间，发生劳资纠纷时明显站在资方一边，对此你作何解释？”

　　“竞选期间，你的家属有拉票行为，你是否知情？”

　　李亚罗表示，直选压力很大。当选时要进行一个小时的施政演说，其中半个小时接受质询，虽然干工会工作已经身经百战，但是接受质询时也难免手心流汗，讲稿都被汗水浸得模糊不清。

　　东莞虎门虎彩集团的何劲松是第三届直选出来的工会主席，他接受代表自由提问的时候，董事长就坐在他身边，虽然代表的提问合理合法，但他还是有些底气不足。何劲松的底线是，争取每年为会员处理3—5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已作出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连这点事也办不了，还不如不干。

　　何劲松赢得了超过半数的选票当选工会主席，而他的前任由于领悟不到老板的意思，曾一度误解直选是做秀，“为工人说话”的热情大为降低，结果既没有得到职工认可，老板也有意见，落选了。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表示，工会直选是职工民主权利的回归。之所以说回归，是因为工会民主直选在《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已经有明确的规定，选举和被选举是会员的基本权利。

　　直选工会倾力维权

　　维权是蛇口工会的“拳头产品”，工会必须毫不犹豫地维护职工权益，李亚罗这样说。

　　据介绍，直选产生的工会，承担着代表职工与资方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的职责，职工的一些合法权益就是通过“谈判”争取来的。

　　三菱电机（广州）压缩机有限公司工会主席何俊，今年1月份当选后，与公司签订了他上任后首个集体合同————《女工保护协议》，其中一些对女职工的保护条款已经高于法律法规规定。比如国家、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女职工生育保险方面的法规都没有规定女职工产前检查费用可以报销，该公司的《女工保护协议》则规定，女职工的产前检查费用由公司报销，费用不封顶。

　　东莞虎彩集团现行的每周工作时间从原来的5天半减少为5天，按工人的话说，是“工会与资方谈判的结果”。

　　在深圳南太集团，凡涉及到员工权益的公司文件，必须有现届工会主席王喜全的签名，否则无效。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公司一份发往香港公司董事会的文件，因为没有王喜全的签名，“程序出错”被打回补签。

　　隐忧：工作风险、职工派系

　　维权的效果越大，维权的风险也日渐增大。

　　郑耀棠是广州开发区一家外资食品企业的直选工会主席，1999年7月9日，一名工人在工作岗位上睡觉被发现，企业以违反管理制度为由将其辞退。郑耀棠认为，根据公司的《员工手册》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睡觉，只能处以50元罚款；同时规定企业辞退员工须知照工会并征求工会意见。但是公司没有按规定办事，郑耀棠提出要与公司协商未果后，支持这名员工将公司告上了法庭。法院一审、二审职工都胜诉，但是公司依然再次发出辞退令，并限令郑耀棠签字同意辞退，郑耀棠拒绝了。

　　《工会法》规定，工会主席任期内不得辞退或随意调动其工作。但郑耀棠所在企业将要进行换届，他对自己的去向尚不得而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会主席承认，资方的“忍耐”毕竟有限，企业工会的活动空间有多大，与老板的开明程度，与企业文化关系密切。由于担心出现劳资对抗，一些工会主席为了保住饭碗而明哲保身，一些企业不进行工会直选，甚至连工会都不想建立。

　　为了减轻工会主席的风险，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提出了“矛盾上缴”法。即基层工会主席遇到棘手的问题，将情况向上反映，由区总工会出面处理。同时建立了工会主席风险基金，专门解决工会主席因维权或企业转制导致的生活困难。

　　国家对工会人员的这种风险也有了相关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8日公布了“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职工和工会工作人员因参加工会活动或者履行工会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案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可以采用两种方式给予救济：裁判用人单位恢复其工作，并补发被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应得的报酬；裁判用人单位给予本人年收入两倍的赔偿，并参照有关规定给予解除劳动合同时的经济补偿金。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表示，工会民主直选不会产生劳资对抗，起码两者没有必然联系。中国工会讲求“双赢”，衡量标准是看工会是否做到了“两个满意”，即职工和经营者都满意。

　　孔祥鸿说，工会直选必须注意一些倾向，首先是境外敌对势力插手中国工会事务；其次是工会直选出现地域化、宗族化问题。据称有一家生产煤气炉的企业，川籍员工和湘籍员工数量相当，工会主席的直选变成了这两个省的员工在较量，结果无论哪个省的员工当选工会主席，工作都很难开展。中国人有浓厚的籍贯、宗族观念，这是直选过程中十分现实的问题。

　　工会直选的民主意义

　　在浙江杭州等地，4年前也进行了工会直选的试点工作。据介绍，目前杭州市余杭区70％的私营企业拥有了直选工会。当地相关人士对直选工会的评价是，直选工会真正成为工人权益的代言人，资方也正日益将其视作劳资矛盾的调和剂。值得关注的是，余杭的直选工会改革是在外企“劳工权益评估”的背景下开始进行的（本报6月25日深度版曾作报道）。

　　广东省总工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部门负责人说，一些欧美企业在下订单的时候，要进行“劳工权益评估”，国内一些企业迫于客户“撤订单”的压力，开始尊重职工权益。但是这种对职工权益的尊重，更多的是“尊重订单”。企业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工会主席要选举产生，这些都是中国现行法律早就明确规定的，但有些企业不尊重法律，只尊重订单，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王金红对记者说，中国从1998年开始进行农村村民民主自治改革，有意思的是，广东不少直选产生的工会主席、委员，就是来自较早实行村民自治的地区，如广西、四川、湖北、湖南等省。将来他们也可能将更规范、科学的民主选举的方式带回农村，从而提升村民自治的质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工会直选全面实行，其影响将远远大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改革。

　　谈及一些出口型的企业迫于国外客户的压力支持工会直选，王金红认为，这是正常的国际反应，但即使加入了ＷＴＯ，外商也好，私营业主也好，都不可能从根本上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维权归根到底，必须靠工会和自己的利益代言人。非公有制企业直选产生的新型工会，与其说是在外商的支持下产生的，不如说是企业工人权利意识觉醒、组织能力增强的产物。

　　南华工商学院院长易江教授则用“撬动了中国的社会深层结构”来形容工会直选的意义。他说，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是自上而下的，工会直选则是自下而上的。另外从思维方式来看，工会直选是从战争性思维（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向建设性思维的转变（讲求效益、相互调和、强调诚信），是从随机性思维向程序化思维的转变。这种转变与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是一致的。（记者/吴辉　通讯员/周四根）（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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