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国际劳工组织官员全过程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09日17:13 21世纪经济报道

　　4月6日16时，国家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在北京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郭积勇详细介绍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司司长派克·阿罗经泰国曼谷到北京公干因患非典型肺炎去世的有关情况。

　　派克·阿罗今年53岁，是芬兰籍男子。据患者自述，他于3月18日到23日在泰国居住，3月23日搭乘泰航班机抵京。3月28日出现发热、干咳，即去诊治。4月2日由国际医疗中心以

怀疑非典型肺炎转入北京地坛医院。入院当时多名专家临床会诊，鉴于患者有发热、咳嗽、左下肺呼吸音减轻、白细胞计数不升高、肺部X光胸片有明显改变等，及入境前有可疑病例接触史；入境后，没有病例和可疑病例接触史，高度怀疑为重症输入性非典型肺炎。

　　经抢救无效，阿罗于4月6日在北京地坛医院逝世。

　　国际医疗中心初诊

　　7月2日，国际医疗中心曾为阿罗诊治的医生易欣向本报记者描述了收治阿罗的情景。“3月31日晚上阿罗曾来买过治疗拉肚子的药品——斯密达，但我们没记住是他亲自来的还是派了别人。后来听他自己说，此前他已经有5天在发烧和拉肚子了。阿罗在芬兰的妻子好象也是一位大夫，阿罗给妻子打电话询问后，他的妻子还问他有没有咳嗽，呼吸道症状。他说没有，所以他妻子比较放心。就让他吃了一些药。”

　　“4月1日下午阿罗又来了，说他还在拉肚子，而且特别疼。那天他只说从日内瓦来的，没有说去过泰国。我们就给他做了血常规检查和便常规，症状很像急性胃肠炎，我们就按急性胃肠炎给予了治疗。”然而第二天，他又来了，说自己不舒服。这时医生们开始高度怀疑他患有非典症状，就马上送他进了观察室，按常规给他拍了胸片，并采取了紧急隔离措施，并给治疗SARS定点医院——地坛医院——打了电话。地坛医院的专家们从上午11点钟过来，呆了3个多小时，又问了很多问题。“他们在这里换了防护的衣服。然后下午4点将阿罗送往了地坛医院。”

　　阿罗在被确诊患有SARS后，国际医疗中心马上将诊所关闭了十天左右。并在地坛医院帮助下，将诊所进行了彻底的消毒。同时医生和护士都开始在家里隔离、观察。上班之后又全部做了体检，服用了一些国内发放的预防性用药。其中有一名中国籍护士在隔离过程中证实染上了SARS，也被送往地坛医院治疗，目前已经痊愈出院。

　　“现在我们的前门都封死了，一般都从南边的门进出，就是为了保持良好的通风。”易欣说。记者看到，在紧挨门口左手的第二间小屋，是阿罗先生曾经临时住过的观察室。大约六七平方米，包括一张观察床、吸氧机、洗手池、电话等设施。“我们这里诊所比较小，所以没有设立发烧门诊，病人来了之后，一般先量体温，如果在37度以上，有干咳症状的马上叫救护车送到特定医院。”

　　来自约旦的易欣博士是位外科专家，1997年来中国。他的汉语很流利，还会说日语、英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在谈到诊治阿罗的感受时，他说自己第一次面对这种新的疫情，起初也觉得挺恐怖。因为诊所关闭的十天里他还要坚持每天上班、回家。而他的妻子当时已经有了身孕，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子。“每次回家我都拼命洗手和消毒，把自己隔离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生怕感染到他们。在约旦的亲人也很挂念我，因为当时甚至有了我也被感染的传言。”易欣无奈地耸了耸肩。所幸，6月12日他的日本太太在北京妇产医院顺利产下了一个女婴，重达7斤，有一个很好听的中国名字——爱蓝。“对于我来说这次遭遇非典也是个学习的过程，没想到中国政府这样快地就攻下了这个难题。”易欣微笑着说。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4月初，国内很多公开报道都将阿罗曾就治的“北京国际医疗中心”误写成了“北京国际救援中心SOS　”，以至于各式各样的电话纷纷打到了位于朝阳区三里屯西五街的北京国际救援中心。7月2日，北京国际救援中心和静彬行政副总监向本报记者做了澄清，并说“在非典那种紧急的情况下，我们除了配合政府积极开展防治工作外，保持了低调，并没有进行过多解释”。

　　地坛医院奋力抢救

　　在地坛医院救治阿罗期间，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的领导经常来探视，还请了很多国内知名专家进行了多次会诊，包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以及协和医院教授等成员。

　　“阿罗的体重有110公斤，身高一米八，非常地壮。原来他的体质很好，但他在入院前六七天有过腹泻、发烧、脱水。但是他照样还在工作，来回开会，没有办法好好调剂。他2号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病就已经很重了。”7月1日，时任SARS临时病区主治医师的蒋荣猛向本报记者回忆，“我们给他单独一个标准间，有电视、单独的卫生间淋浴、电话，我们聊过一些他的症状和饮食，例如想吃什么，不想吃什么。当时他呼吸困难、休息不太好，也提到过很想回芬兰。” “当时我们给他的早期治疗主要就是吸氧、使用面罩等，让他休息，给他营养支持，免疫增强治疗。后来用呼吸机，因为效果不太好，就开始给气管插管。抢救的时候我们不遗余力地做，作为医生，你的职责就是这个。”蒋荣猛说。

　　4月5日晚上抢救阿罗时，李兴旺主任以及蒋荣猛医师都在现场。当阿罗的心脏和呼吸都停止的时候，李主任和蒋荣猛开始给阿罗做心脏按压（心肺复苏），大约足足做了有100多分钟。根据医院的一般规定，如果患者心脏停止跳动，抢救半个小时后还没有希望就可以停止抢救了。

　　蒋荣猛向记者比划着说，心脏按压是很累的一个活儿，必须用尽全身的力量来按压胸部下面，一分钟频率为80－100次。力量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同时要做心电监护，必须有波形按压才是有效的。当后来阿罗去世收拾完之后，“我们喝水连矿泉水的瓶盖都拧不动了。”

　　“做心脏按压时，我们和病人的距离几乎是零，而且气管插管，患者呼出来的气扑过来对最近的医生非常危险。而防护戴的口罩，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有效。后来我们有护士也被感染了，大约住了20多天医院，才恢复过来了。总算是挺过来了。”蒋荣猛说。

　　今年23岁的护士佟林霞还像个学生，她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她说，“当时我们确实挺紧张的。我和两个护士24小时连班上岗，记得一毫升的玻璃药瓶都用了尖尖的一碗。我们是4月5日早晨8点多进的手术室，一直到第二天8点多才出了手术室。”

　　4月6日，地坛医院决定让参与阿罗治疗的李兴旺主任、贾双平护士长、蒋荣猛主治医师、张爱东、麻醉科主任王金静、刘子军、佟林霞、李志飞、茹晓颖等9人进行隔离。

　　大家听了都哭了。“以前从来没有治疗病人自己要被隔离的情况。现在回想起来，哭的一多半原因还是缘于害怕，突然危险就摆在你面前了，经过那一晚上的高密度接触，很有可能被感染。而且一下子和家里人就不能见面了。我当时没哭那么厉害，但是眼泪却下来了。”蒋荣猛回想起来，还有些唏嘘。

　　佟林霞说：“我当时告诉家里说我参加考试不能回去了。其实我爸也知道我们医院那段时间开始收治非典病人。但是他什么都没多说，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就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当时因为人比较少，我们就在医院车库上面很简陋的房间里临时找了一个宿舍。后来20多天基本都住在那里。一直到全院收非典的时候，我们才从里面搬出来。”

　　4月9日，派克·阿罗先生的悼念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在悼念仪式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其炎对阿罗先生的不幸因病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他多年来对国际劳工事业，以及对发展国际劳工组织与中国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领域的合作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芬兰驻华大使巴鑫先生、联合国驻华机构大使莱特娜女士参加了悼念仪式并致悼词。

　　因为在救治非典病人中做出的贡献，地坛医院李兴旺主任、贾双平护士长获得了2003年的“五一”劳动奖章和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见习记者冯青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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