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答答来源： 南方都市报

　　知名学者黄仁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人喜爱用道德评价代替技术层面的操作，这种惯性思维的泛滥掩盖了解决现实的手段及可能的探讨与尝试。我们可以设想一二：如果不用“下跪”的方式，拥有有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25名青年，还有没有更多的通路解决“筹款才能救人”的现实困境？我想说：“下跪募捐”事件引起的争论焦点不应在他们能不能这样做，而应在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感谢记者的深入采访，让我们知道在定下“下跪募捐”之前，25名青年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从内心深处，我并不赞同他们的极端做法。但我想探究的是：在碰壁时，他们为什么会最终想到走“下跪募捐”这一步？在走上街头和求助于社会团体之间，青年们选择了前者，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作为履行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有关部门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救治体系，当困难群体遭遇困境时，无法利用机制的优势主动促使问题的解决，只能被动地在舆论的呼吁后，再作事后的弥补。体系与机制上的滞后，一定程度地影响了25名青年通过正常诉求渠道挽救生命尊严的可能。摘编自《南方都市报》7月9日文/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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