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与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陈淮透露详情

　　总理说：“人一近60，思想就容易保守，所以要接受新知识，新事物。你们还是比较年轻的专家，所以请你们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编者按：最近，温家宝总理召集一些经济学家座谈，了解他们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博士参加了座谈。记者就此对陈淮进行了专访。

　　问：据说最近温家宝总理召集一些经济学家了解他们对经济形势的看法，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是的，我参加了6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一起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专家还有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樊纲所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贾康所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陈东琪所长和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刘树成所长。国务院的多位副总理、秘书长等领导出席了这个座谈会。此外还有十几位部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都到会。

　　总理是要“印证”他的判断

　　问：总理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答：给你10次机会你不一定猜得出来。第一个问题是大家的年龄。总理出乎意料的问话让专家们都随便了许多。坐在我右边的樊纲教授说他“年过半百”，坐在我左边的贾康教授说他“年近半百”。其实他们和我一样，都是50岁上下。对他们的回答，总理也笑了，说：“在座的差不多都比你们老，干嘛老往半百上靠呢？”总理还说：“人一近60，思想就容易保守，所以要接受新知识，新事物。你们还是比较年轻的专家，所以请你们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问：会议的主题就是判断经济形势，是吗？

　　答：是的。主题就是分析经济形势，特别是非典以后的经济形势，重点是今年。总理先简单介绍了一下目前经济运行的一些基本情况。如同人们熟悉的，数字都在他脑子里。在说到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时，总理强调“我有主心骨，不会动摇”。条分缕析地说完，总理说：“我一共用了14分半钟，下面就请专家说。”真是一个干脆利索。我当时心里就想，总理的主要目的其实不是“求计”，而是“印证”他的一些判断。

　　总理没有给是否“过热”下结论

　　问：今年以来，有人提出要防止“过热”，专家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这个问题的确有不同看法。我的看法是要慎提“过热”，绝不要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泼冷水。我认为，解决中国的就业、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对外开放、调整供求失衡、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重大难题的相交之点就在于城市化发展。

　　我的建议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不宜把解决中低收入的住房问题和城市化联系起来。特别是不宜动用货币政策，例如贷款利率倾斜的政策来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那怎么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呢？我建议多用财政政策，如贴息、贴租的政策。例如城镇中人均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家庭购房时由政府贴息。对贴息也买不起房的家庭，比如特困家庭，可以采取政府贴租的方式。这样就可以把政策和市场发育分开，否则就会扭曲真实的竞争形势。

　　另一条是建议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中，更多采取与城市化密切结合的地方性财政政策。比如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可上市的“市政债券”。具体操作可为：发30年期甚至50年期的“市政债券”用于修“地铁”、“轻轨”，可由地方政府贴息，通过土地增值收入、投资增长后的税负增收来偿还。我觉得，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潜在威胁是找不到足够大的资本容纳领域。低息下的银行储蓄持续增长说明资本过剩已经开始显现。我建议鼓励而不是限制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这是未来几年带动投资增长的一个关节点。实际上，房地产、钢铁、汽车等产业是不是“过热”取决于城市化的空间是否扩张。

　　究竟是不是“过热”？总理并没有给专家们的不同看法下结论。但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总理的一个重要判断：“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的机遇期。”

　　非典这一“跤”没有伤筋动骨

　　问：非典对我们很多产业的影响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呀，比如旅游、餐饮、民航、出租车等。为什么经济学家们的判断仍比较乐观呢？您对形势怎么看的呢？

　　答：现在最重要的，不仅是判断我们受了多少损失，而是在疫情之后，我们的国民经济是受到打击后趋于低迷，还是疫情被控制后转为恢复上升势头。打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走路时摔了个跟头，这时我们最需要判断的不光是这一跤耽误了多少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精疲力竭无力向前走了呢，还是仍是精力充沛，只需掸掸土就可以继续快速前行。

　　问：您的看法是我们这一“跤”没伤筋动骨？

　　答：不光我这么看。总理说，“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要是把我们摔得站不起来了还叫胜利吗？

　　我向总理汇报时谈了一个“四个没有变”的看法；第一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的趋势没有变；第二个是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由这个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结构没有变；第三个是新的产业热点正在形成的趋势没有变；第四个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基本方向没有变。这四个“没有变”决定，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不需要全由政府“包下来”

　　问：学者们就克服非典影响和促进下半年经济发展提出什么政策建议了吗？

　　答：专家们的建议着眼点各不相同。在克服非典影响的问题上，我的建议主要是两点。一是不要低估市场自身自我平衡和自我补偿的能力。二是政策资源的重点配置领域应当是市场机制力所不及的领域。

　　我国受疫情影响较重的，大都是市场机制力量比较强大的地区和市场机制发育比较充分的产业。我觉得应当强调一个判断，这些产业敏感但不脆弱。餐饮、旅游、客运交通等产业本来就是消费需求弹性非常高的产业。它们对环境高度敏感，收缩非常快但同时膨胀也将非常快。预期下半年这些产业的同比增长，也就是和去年同期相比的增长速度仍会有一个明显的高潮。

　　经过20余年的改革，我国的市场力量已经发展得比较强大了。2003年的疫情与1976年的地震灾害相比，最大区别是什么呢？在于不需要由政府“包下来”。克服疫情的政策不宜称为“补偿”性的政策。政策资源不应按照损失大小来配置，而应按照市场机制能否发挥作用来配置。

　　还有，疫后重建和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建立也不应包揽在政府身上。特别要防止那种把公共安全的经济责任全部委之于政府的不良预期。

　　据《经济参考报》（晓航／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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