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中国社科院的学者曾出版过一本社会学著作，把当下中国内地的人群分为10个阶层。分析得是否科学，我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差别客观存在毋庸讳言。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参照物来验证自己所处的社会等级。比如说，帮助子女选择中小学的能力，就是检测一个家庭所处社会层级的有效尺度。
以我的孩子择校为例。1990年我在武汉市长江日报社做一普通编辑，从江南的青山区
搬家到江北的江汉区报社宿舍，为儿子转学发愁。幸蒙报社一副总编厚爱，主动为我向“育才一小”打招呼，使小子上了市委大院附近的名校。1995年夏，小子小学毕业升初中，那时已实行电脑随机派位。幸而一位文友由区委宣传部长升到了区长，他有在辖区市属重点中学安排两个学生的“指标”，给了我一个。1995底我调到广州，儿子要转学到广州读初二。凭着我们报社一位副主编与那所学校校长是大学校友、老乡，校方只收了我家3000元“赞助”。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中小学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即小学与初中不应将学校区分为重点与非重点，既已是社会共识（这是按户籍所在地由电脑随机派位的理据），为什么家长还不遗余力要择校呢？家长的行为动机很好解释：学校的教育质量差距甚大，将明显影响学生的人生道路。他们认的是现实，要的是趋利避害，入情入理。那么，为什么嚷了10多年，学校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还有扩大的趋势呢？毫无疑问，如果继续容忍那些名牌学校收取高额的择校费和“赞助费”（有些学校故意减少正取名额，增加收费的“机动”名额），学校之间硬件、师资的差距将越来越大。这主要是权力寻租的结果。
中小学之间的差距是有历史原因的。那些教学设备好、师资力量强的学校大体可分两类。一是主要招收干部子弟的学校，二是面向社会招收尖子的学校。对于前一类学校，它们与掌握财政拨款权的学生家长有天然的联系与共同利益，因此，这些学校得到各种“政策倾斜”就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后一种学校，招的是或曾经是尖子学生，配备的师资力量本来就强一些，历史长，校风好，升学率高。有权的人自然想让子女钻进去，他们用拨款权或别的公共权力做交换；有钱人只要子女能挤进去，“赞助”个十万八万如九牛拔一毛。他们从中还可以获得某种优越感的满足。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那些掌握招生名额的教育部门的权势者与学校的校长主任们。那些“名校”的老师也是受益者，不仅受人尊敬社会地位高，正薪与“家教”之类外水也比同行丰厚得多。正是有这样一个不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存在，学校之间的差距才在一片吁求公平的社会舆论中，不仅得以持续，还在不断扩大。
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不难明了，那就是：教育投资作为公共财政的一部分，它的支出应当透明，它的预算决定权应当掌握在公众（通过他们的代表机构）而不是少数人手中，教育资源的调度与倾斜不应当由既得利益者们说了算，而应当由民意来决定并服从公共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