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执笔人和重要推动者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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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悄然变法

　　陈平原：我看北大百年变革

　　本报驻京记者 林楚 方孙 亚菲

　　燕园“地震”

　　5月12日，北大的张老师得到通知：学校有一项改革将涉及到自己。“我当时想，会是什么改革？是分房子？从筒子楼搬出来换大房子？不可能，哪有那么好的事！”

　　张老师打开电子邮件，有一份WORD附件，标题是《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文件要求老师们赶紧提意见，由系里将意见汇总给学校。

　　“我赶紧看，越看越难受，脑子一下子感觉有点懵。我对北大有很深的感情，有一种家园似的归属感，但看到这份文件，我忍不住怀疑：这个‘家’是不是我的？”

　　让张老师震动的这封邮件显示，如果上面的条款变为实际措施，他在北大的“铁饭碗”立马就会被打破，也就是说，过去一进北大终生不用担心被解雇的局面不再存在。《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的核心是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方案规定，在讲师和副教授岗位的教员都有定期合同，在合同期内最多只能有两次申请晋升的机会，不能晋升的将不再续约；副教授一旦晋升为正教授，则将获得长期教职(类似国外的终身教职)。

　　身为副教授的张老师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晋升为教授，那么就将离开北大。

　　张老师觉得这变化太突然，“晚上我一个人睡不着，想不通！突然，电话铃响了，外系一个比较好的哥们打过来的电话。”

　　那天晚上，两个人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对方也是副教授，他对张老师说，“我们系里那么多哥们等着上(评正教授)呢，指标就那么几个，我忍了一年又一年，不忍心‘同室操戈’，这么多年还是副教授，我认了。可是，这个方案是逼着我要么争，要么走！”

　　通话在越来越低沉的语气中结束。第二天，关于此事的讨论在燕园内迅速蔓延开来。开始是朋友之间，后来在网络上形成风潮。

　　据了解，《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在公布之前，已经在学校管理层内部研讨了5个月的时间，先后九易其稿。方案的基本原则是：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流动制；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对教员实行分类管理，招聘和晋升中引入“教授会评议制”。

　　当时SARS在北京的肆虐之势未见消减，但北大的这个人事改革方案在燕园引发的震动丝毫不亚于SARS病毒。

　　支持者说，方案具有前瞻性，与国际规则接轨，有助于北大尽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反对者则对改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大学是公立大学，教师为公职人员，不能说解聘就解聘，没有法律根据。

　　由于改革方案主要涉及的是讲师和副教授，因此受影响最大的是中青年教师，反应最强烈的也是他们。

　　中青年教师最大的意见，是认为改革不公正：“不少教授的水平不如副教授，甚至不如年轻讲师，为什么他们要受到保护，不跟我们在同一起步线竞争？”“北大问题更多的在管理上，为什么不从行政系统的改革入手，而首先向教师队伍开刀？”

　　校方的思路很明显：用阻力最小、最可操作的方式推进改革，“改革没有最优，只有次优！”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起草者、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我们的改革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一个新的体制而不是与任何人过不去。”

　　不同的声音在燕园激荡，利益各方在方案背后暗暗博弈。

　　北大校领导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北大等不及了”的声音：不改革可以活下去，但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将是镜花水月。

　　其间，作为改革方案的执笔人和重要推动者的张维迎发表了广场演说。他说，北大的学生不是万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而北大的老师却不是。张的露天演讲得到了部分学生的共鸣。

　　在谈到改革引起巨大反弹的时候，张维迎说：“之所以改革会遇到强大的阻力，是因为大家习惯了旧的体制。”张此言一出，顿成众矢之的，张维迎不得不在各种场合进行艰难的解释。

　　历史系一个老师的文字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中青年教师的共鸣：“中青年教师没有‘灯火辉煌’的办公室，一些人在不到30平米的家中，往往只有等到妻、儿睡觉以后，才能在狭小的阳台上展书工作。而他们因为对改革方案提出了一些意见，竟然被视为了改革的反对者。”

　　6月16日，在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北大又拿出了第二份征求意见稿，再次提交全校教师讨论。

　　“第二稿是在第一稿的基础上修改的，更加符合院系的情况，更具操作性。”北大校长许智宏说，“目前的第二稿会更广泛地听取意见，接下来可能还有第三轮征求意见。”

　　人们注意到，第二稿删除了对“分级流动制”的一些具体要求，如“讲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4以上”。而空缺教授岗位1／2以上对校外公开招聘，对外招聘名额不得用于内部晋升等规定也因受到激烈反对，在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比例限制，改成了“内部申请人和外部申请人平等竞争”。

　　显然，各方在一些问题上有了相互妥协。

　　尽管第二稿有了一些修改，但争论仍然存在。

　　对此，北大副秘书长赵维明说，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现象，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学校也始终认为，北大改革要取得成功，最终要得到全校师生的认同。所以，学校现在没有回避大家的意见，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来听取大家的意见，而且就在听意见的过程当中，不断完善这个改革方案。”

　　“改革本来就需要一个过程，是逐渐成熟的。”改革小组基本上由学校的各个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规划部副部长李强认为，从草案到最后实施，实际上是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也是集体形成共识的过程。“任何人都有局限性，所以方案要修改，不但有二稿，很可能还会有三稿、四稿，逐步来平衡各种利益。不对的地方就改，改了就好了，大家不必纠缠于细节。”

　　改革动力

　　据北大校方介绍，北大此次改革的直接动因，源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压力。

　　1999年1月，北京大学全面启动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这就是通常所说的“985”计划。为支持北大的发展建设，从1999年开始到2001年，国家财政为北京大学额外拨款18亿元。这18亿，使校园建设和教职员工的待遇得到了较大改善，但一些意见也接连而来，“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甚至明确地提出对我们的批评，北大教师质量的提高速度和科研水平远远赶不上国家对北大的支持速度和北大教师的工资增长速度。有些人甚至提出把用于北大清华985计划的经费转投于农村普及教育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北大感到了压力，而要想继续获得国家的支持和经费，要想实现一流大学的目标，必须得有实质性的改革举措。

　　主政者自然而然把目光投向了教师队伍。一流的大学首先得有一流的教师，而在北大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三流的管理。”北大有最优秀的学生，但并没有最优秀的老师。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听说，美国东海岸那些跟中国学术交流较多的著名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经常跟他们的成员(多半是访问学者和教授)说，你们到我们这儿来，许多事情都不用你们做，但有一件事情可要帮忙，就是一旦中国内地的教授学者来作报告，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来凑个数。为什么？因为研究中心请人来作报告，讲得好人家坐下来听，讲得不好没人听。只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教授学者来作报告的时候，无论你们愿意不愿意听，都要来帮忙凑个人数。就是说，相对于整个东亚高教界来说，中国内地教授们的水平都是最低或接近最低的。至少西方学术界这么认为。”

　　北大的这次激进改革，试图通过竞争和淘汰机制，放眼国际，选拔优秀人才，筛除平庸之辈，尽快地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

　　“不管以前北大提的教授合格与否，一定要保证改革后提的教授都合格。”张维迎说。

　　事实上，在北大推出这个改革之前，光华管理学院已经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否认了北大改革“移植”于光华模式的说法。

　　“光华改革是我主持的，有好几个副院长参加，尤其是常务副院长朱善立。现在外面说张维迎主持光华学院日常事务，那是过去的事情，他担任校长助理后，常务工作就是朱善利副院长主持。”

　　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朱善利说，光华的改革与学校有所区别，采取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兼顾了效益和公平”，不像学校那么激烈。

　　扭曲的评价机制

　　尽管北大人事改革方案争议很大，但几乎所有的人在“北大必须改革”上都有共识。争议的只是改革的途径、模式和突破口的选择上。而争议的过程，把北大乃至整个中国大学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加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比如近亲繁殖问题、学术评价机制问题、泛行政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给改革者把握改革方向、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无疑大有帮助。

　　几年前曾有一篇曾轰动北大的文章《北大，魂兮归来》，文章说，1991-1993年，某文科大系的学术委员会，每年都要“枪毙”一两篇已答辩通过了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其理由一概是：看不懂。

　　1999年，“通不过”的命运降临到北大博士生刘燕文身上，论文答辩委员会以及刘所在的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通过了刘燕文的论文答辩。

　　按既定程序，论文被提交到北大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但校学位委员会否决了刘的论文。刘多方求解，无人告知否决的实质理由，只是告诉他，票数不够。

　　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不仅文科的人不可能懂，而且，即使是无线电专业的人士，如果不是专门研究‘阴极’，也难以搞懂。”刘说。

　　而评定刘燕文博士论文的北大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只有一人来自与无线电相关的专业——物理系，其他委员来自诸如法律、文学、历史等等院系。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出现了：这个学位评定委员会能够进行学术讨论吗？”刘燕文的代理律师、同为北大博士的法学院学生何兵(如今已是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对本报记者说。

　　按照北大官方网站上数据是，2002年，北大合计招收博士生879名，硕士生2940名。

　　何兵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北大和国家的有关规定，硕士以上的学位论文必须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评定。也就是说，到2005年夏季，北大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须评定879篇博士论文和2940篇硕士论文。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按现行的学位论文撰写的基本要求和实际惯例，硕士论文一般最低应达到3万字，博士论文一般最低应达到8万字，两项合计，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的总字数最低应为15852万字。按各校惯例，学生答辩应在每年的5月至6月间。答辩完毕后，首先交由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定，再交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而学生应在每年的7月中旬离校。这就是说，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阅论文的时间，充其量不足一个月。以此计算，每位评委平均每天的阅读量为528.4万字。”

　　“如果按一本书30万字计算，平均每位评委每天要读17.6部书！这些委员们是如何在一天之内读完17.6部书的？”

　　何兵认为，中国的这种校学术评定委员会设置并非国际上的通例，很大程度上，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建国以后一段时间内，国家行政权力无所不及这一历史现象的现代遗存，是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行政化的一种具体体现。

　　这样一种运作安排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被改变，“更重要的是严格的学术民主制度可能被送入未名湖底！”这也仅仅反映了北大乃至中国大学学术评价问题之巨大冰山的一角。

　　与“看不懂”相比，更可怕的是学术的评价往往让位于关系的竞争。北大某社科类系的一位副教授说，学术委员会投票之前，如果你想评上要先进行“电话外交”，有时，评定之前，票数已定。

　　据了解，去年该系只有一个教授晋升名额，而竞争者众，只有一个人上去了，于是引起其他一些人的不满，于是人们便向上反映他的“问题”，直到他从教授上“掉”了下来，同大家回到同一起跑线。

　　狭窄的通道，过之者众，在竞争中，学术评价机制的评价功能被高度扭曲。

　　目前，中国高校的职称评价机制是“三级评审，系为基础”，三级是：系学术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校学术委员会，每个参评者的命运，将由来自不同学科、不同专业、持有不同见解和主张，特别是拥有不同利益考虑的近百位评委投票裁定。

　　“每个人都必须在每一级全票通过方可进入下一级，显然，这对于有独立学术见解，倡导一家之言者尤其是死路一条。”

　　在北大学习工作近40年的夏学銮教授，是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成员，每年都要参加职称评定。谈起学术委员会的评审工作，夏教授的语气非常无奈：“完全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有这个打电话，那个打电话，但我心里有数。我们也真是受罪，压力很大，叫谁上谁不上，那一票非常沉重的。”

　　据某系副主任透露，由于学校每年给各系的教授名额非常少，目前竞争已异常激烈。如果学校按新的改革方案实施，很可能出现中青年教师为争夺教授职位而“打得头破血流”的局面，不仅内部团结崩溃，还将滋长教师们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甚至出现“学术权力寻租”。

　　北大法学院年轻讲师赵小利(赵晓力)对本报记者说，现在当务之急是改变系的架构(恢复系的本来性质)，一个系，一个学院(学院一般是行政性的——在香港大学也是这样——只有系faculty才是学术共同体)应该是学术共同体，而不是福利共同体。

　　“一个学术共同体的运作是能够保障彼此的了解，(比如在耶鲁法学院，几乎每天都有学术研讨会，教师下了课就来参加)谁水平高水平低可以一目了然，而目前的状况是，大家一年见不到几面，谁也不了解谁，你让别人了解你，怎么可能？系不应该只是发工资，发奖金，发米发面发油的地方。”

　　行政化之痛

　　扭曲的学术评价机制背后实际上有泛行政化的阴影。而高校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一直为人们所诟病，被认为是制约高校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将近两个月的改革讨论中，这一问题不断被提及：北大教职工总数量是8000名，后勤行政占2/3，而处在教学和科研一线的教师只占1/3。“北大庞大的资源掌握在2/3人的手里，为什么不改变他们，而先改教师呢？”

　　一位老师说：“我看到那些豪华的行政机构，就感到心酸，很多部门一个办事员就可以有一间豪华的办公室，用的是液晶显示屏的电脑，而我们很多老师连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只能在饭桌上看书备课！”

　　对教授而言，没有自己的助手、秘书和办公室，很多经费也不是由教授来支配，且几乎一切有关教学、研究管理、生产福利的大小事务，教授均无决定权。

　　“这些事务掌握在教务部、人事部、资产管理部、财务部、国际合作部、基础工程部、保卫部、学生工作部等数十个校级党政部门以及院、系、教研室中。”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曾就读于北大的郑永流说：“连教授资格的认定，也是由有许多行政领导参与其中的各级职称评定委员会来决断，即使这些部门负责人有的是教授，但不是以教授身份，而是以行政身份在行动。”

　　清一色的由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又决定不了学校的大政方针，在这种以行政为中心的，且又条块分割的格局中，如果一个教授无任何头衔，“他惟一的权力就是讲课与写文章。”

　　“为什么行政系统这么庞大，因为官本位所致！管理学校就是依靠发越来越多的文件，开越来越多的会议，进行越来越多的考核达标，官场化行政化在大学泛滥。”教育学者杨东平说。

　　可以说，目前高校体制的一个重大的矛盾是，越来越多涌进高校的资源和落后的资源配置体系的矛盾，而行政主导的方式无疑是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教师提出改革指向问题又似合理——“为什么这些最为迫切的问题不能触及？”

　　北大网上一个署名李青鱼的人的建议在几个网站上被转载：“北大改革最本质而不可回避的问题，实际上，不是学校老师的职称如何聘任，而是‘学校资源如何分配’，公开财务预算，公开18个亿的投向。”

　　“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回答如下诘问：回答教育部，每年给那么多钱，是怎么用的？回答学校内部，每年那么多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回答占用学校最大资源，却没有有效产出的是些什么？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的第一刀可以砍向哪里？”

　　“张维迎老师是经济学家，从这个地方入手，才真正显出专业水准！”

　　张维迎的解释是，同时推出行政改革和教师体制改革震动太大，不利于学校工作的稳定。另外，在教师人事管理改革推行一段时间之后再推出行政人事体制改革，行政人员相对容易接受一些。

　　“现在是教员对行政人员有意见，行政人员对教员也有意见。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果教授水平不高，当教授是论资排辈，要求高质量的行政服务也有些不理直气壮。你说我的服务不好，你又是什么水平？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效率固然重要，但对一个大学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教师队伍的素质。”

　　仔细品来，许多责难显然已经超出了张维迎的能力，甚至超出了北大的能力。利益博弈的道理是，谁控制着最大的资源，谁就有最大的发言权，在北大也不能超出平常。

　　赵维明副秘书长告诉记者，事实上，北大早在1999年，就推行了一场变革，其主要内容是对行政管理层和后勤开刀，“学校一级由原来42个部处，直接精简到19个，取消了很多职能重复的，或当时认为不大必要的部门，对臃肿的机构进行大幅度消肿，力度相当大”。

　　然而有人认为，那场行政改革更多是数量上的改进，而对“泛行政化”的本质没有更多触动。因为对于校方来说，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也绝非北大这个层次可为。教育部就有好多机构，上面有机构就要求下面有相应的机构，北大改了，上面没改，最后对北大反而不利。

　　北大的社科处和自然科学处合并为科研处，结果上级就对北大表示了不满，“据说还影响到北大申请基地的事情，说你没有社科处，上面找不到对口单位，最后北大不得不恢复了原有的模式。”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透露。

　　“聪明如闵维方、张维迎者不能不知道，北大不是真空中的北大，有些改革必须要等到外部改革条件成熟后再为之，但在外界环境没有实质性变化之前，北大不能再等。”

　　官场化之弊

　　与行政化相联系的，是学术官场化的问题。

　　从北大转入清华任教的社会学者孙立平认为，“1990年代以来，体制内的资源迅速增加，而配置资源的体制没有改变，原来几千元都是‘钱’，而现在动辄多少万，怎么配置？”

　　孙立平认为，对于官员来说，在不能分清和弄懂学术的时候，只能通过他们所熟知的手段来评价。而学者不得不按照官员的要求行事，博士点、基地、博导数量的争夺在各个高校之中展开的厮杀则是学术围绕官场转的集中体现。

　　“比如各种评比，上面要看的不是学术，而是多少教授、博士，有多少计算机、多少本专著、多少篇论文，培养多少学生，而很少有更能体现学术价值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评价？“因为官员最熟悉的就是数量。”孙立平说。

　　毕业于北京大学，已经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的郑永流则将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官场化倾向归结为审批学术和等级学术造成。“大学有重点，重点中又有重中之重，把大学分成等级。对人也是一样，你是‘百千万’工程里的优秀人才，他是跨世纪人才，他是重点资助人才。”

　　郑永流认为，分级又和审批学术联系在一起，谁来评定？只能官方评定，博士点，硕士点，基地，国家重点学科都是审批来的。

　　“审批学术和等级学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中国特色和长期以来行政化的体制联系在一起。”郑永流说。

　　孙立平说，官场化的倾向在学校中的蔓延已经达到一种无法阻挡的态势，它深刻地窒息着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无论是北大还是清华。

　　可以说，上述现象只是教育体制之冰山一角，而处在改革大辩论中的北大，如何能够从中脱身？

　　北京大学法学院知名教授贺卫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对北大改革的忧虑，“在北大外部体制和一些内部生态不进行实质性触动前提下，北大改革前景堪忧。”

　　贺卫方说，“北大甚至教育主管部门能否拿出勇气，以壮士断腕之气魄进行真正的改革，也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也才能取得成功。”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凤春说，如果北大的改革能够体现一种善良的意图，建立进一步解放人、尊重人这样一个体制，更加实事求是，有助于北京大学的未来发展，“那我想北京大学老师们是会非常欢迎和支持这场改革的。这和中国1980年代初的改革一样，是一个人心所向的问题。如果道理讲得通的话，改革的阻力可以忽略不计。”

　　改革的未来：妥协还是坚持？

　　从一稿到二稿，北大的改革经历了从沸沸扬扬到逐渐平息的过程，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不少老师正在静观改革的下一步进程。

　　“对于这个改革方案，我觉得最后恐怕不会是这样吧。我有一种潜在的感觉，认为北大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作为所谓的精神家园也好，北大的内核，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改变的。”这位北大副教授表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在未来还会“持续博弈”，“当局应该考虑解决一些切实的问题，因而相信方案还会有所变化。”

　　她的话，反映了不少中青年老师目前的心态和想法。

　　尽管校方通过媒体等多种渠道，向社会表露改革的坚定决心，但仍有不少人对这场激进的改革未来前景抱怀疑态度。

　　“由于现实环境影响，中国的改革从来具有不彻底性。”一位政府官员分析说，当年的中科院改制也可谓轰轰烈烈，最后结果是无疾而终，“该下的依然没有下，该走的还是没走。”

　　赵维明对这样的说法表示了质疑：“改革肯定是渐进式的，不可能一步到位，要经过几次，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才可能取得成功，这不叫做不彻底。”

　　“实践也证明，渐进式的改革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说，我们只是把这样一种改革的理念提出来，然后能够做多少，就坚决做多少，能做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但它并不意味着，有些东西在现实情况下还实现不了，就证明这场改革是失败的，或者说是不彻底的。北大如果要永远存在下去，那他永远都要改革。”赵维明意味深长地表示，要看北大这次改革如何变化，“关键在于第三稿的修改情况。学校改革小组将利用暑期，对各方面意见进行梳理综合，预计在秋季推出第三稿。”

　　届时，未名湖畔这所百年老校，将再起何种波澜，无疑成为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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