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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遗传学家、生物教育学家、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黄厚哲先生黄厚哲教授生平福建南安人，1917年生，遗传学家和生物教育家，194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并留校任教。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遗传学会原理事、厦门大学科研处原副处长、厦门大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生物系原主任。他在讲坛上勤奋耕耘了53个春秋，先后主讲了10多门生物学主干课程，他融几十年心得精心编著的67万字的全国高校教材《生物学概论》获得了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和国务院的高等教育贡献奖。1983年，黄厚哲教授代表他率领的课题组在第15届国际遗传学会上宣读了揭示水稻雄性不育及育性恢复现象机理的论文，博得国际同行的称赞。这一成果为我国深入开展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培育高产杂交水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黄厚哲教授的筹划和领导下，生物学系成立了生化专业和生物技术教研室，同时他率先在厦门大学开展基因工程研究，为日后生物学系在微观领域的迅猛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1日是遗传学家、生物教育学家、厦大生命科学学院德高望重的黄厚哲老教授出殡的日子。噩耗传来，黄厚哲教授的弟子们悲痛不已，一些远在海外、早已学有建树的学生自发地在互联网上为自己的恩师设立灵堂，寄托感念之情。我省一位著名文人悲痛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厚德耿光米寿鹤归，手植三千桃李；哲人奇伟一生廉洁，胸无半点尘埃。”7月2日21时30分，87岁的黄厚哲教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这个时间本是他小睡一会后开始每晚工作的时间；他走得那么突然，未留下只言片语，可是他身边的人知道，他走得是多么不舍，多么遗憾……“父亲就这样走了，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最后的《生命起源》“父亲就这样走了，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他后来的学术观点没有拿出来讨论，最遗憾的就是，他想写完的书永远无法完成了。”黄厚哲教授的孩子们说起父亲的去世，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这本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书，是凝聚了教授毕生研究和学术智慧的书——《生命起源》。采访中，记者看到了已完成部分的手稿，很难想象这是一位患白内障眼睛几乎看不见的体弱多病的耄耋老人所写的手稿，一字一字，如刻字般工整却又费劲地写成。教授的儿子告诉记者，这是教授通过放大镜一笔一划地“刻”上去的，为了把字写工整，他不知练了多少遍，想了多少“土”办法。黄厚哲教授退休后就开始潜心写作这本学术专著，可是连着三场大病，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白内障成了他工作的“大敌”，他艰苦地和病痛作着斗争。做完白内障手术，医生要求他半年内不能看书，可他一星期就开始看书写字了。为了写书，教授总是吃完晚饭就小睡一会，九点钟再起床工作至深夜。去年4月25日，已经工作到深夜的教授就因为体力不支，重重地摔倒在浴室，被送往医院急救。孩子们心疼父亲，都劝他养好身体再工作，可他总跟孩子们说：“我时间不多了，这本书我要赶快写完。”1999年，在美国的四子黄辰专门为父亲带了一本代表世界研究生命起源最高水平的论文集，教授拿着放大镜连看三遍。他高兴地对自己的朋友说：“现在世界上有关生命起源的难题，我有信心能够解决。”可是，黄厚哲教授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生命科学，《生命起源》的绝唱没有了句号……“先生就这么走了，他的学识及精神是我们毕生汲取不尽的财富”最前沿的教授黄厚哲教授虽然年龄在生物系最大，却始终被师生们认为是“最前沿的人”，因为他不仅是个最前沿的科学家，而且上起课来是个永远都有新东西的教授。加拿大联邦卫生部食品病菌研究所生物学家沈淞海博士是黄厚哲教授的弟子，在他的印象中，教授对教学是极端负责的。一般来说，老教师上课前都是不备课的，可他真正做到了备课到老。每次上课，教授都悉心备课，为了查找学科的最新动向和研究成果，他成了最爱“泡”资料室和图书馆?慕淌冢3Ｊ蔷诺惆肷峡危诺阒踊孤裢吩谑槎牙铩Ｕ庋纤拿刻每危寄艽铀橇私獾窖Э谱钋把氐亩鳌?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分子生物学刚刚兴起，教授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带头学起了这门新学科。结果，年纪最大的他第一个学成了不说，还第一个在学生中开设了这门课程。在美国的黄辰也因此当起了父亲的特别资料员。每次回家，他给父亲带的都是一大堆学术资料和书籍，而着迷于科研的父亲看着千里迢迢从大洋彼岸回家的幺子，第一句话总是：“我要的资料你带来了吗？”“教授走了，看到他老坐的破藤椅，我们的心里难受极了”最简朴的老人黄厚哲教授去世之后，生命科学学院的老师们自发地到他家中帮忙料理后事。当看到他那无比简朴的家，老师们的心里都难受极了。学院党总支书记司卓亚难过地告诉记者：“我们想给他换身好衣服，可是都没有找到。家里还是五六十年代的那些简陋的办公家具。”教授的孩子们忍着眼泪告诉记者：“不是我们不孝顺父亲，我们给他买了许多的衣服还有生活用品，可他总是说自己用不着，然后捐献出去或者帮助有困难的人。”的确，教授对自己苛刻，对困难的人大方是出了名的。生物系的师生有困难他总是慷慨支援，他自己是贫苦出身，对于那些家境贫困的学生总是特别关照，53年的教学生涯，他资助的学生不计其数。1964年，教授到上杭老区参加社教，看到老区人民生活贫困，回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校长那儿要求减薪，当时他的月工资是210元，他主动要求减薪到100元。他五次向校党委提出减薪要求，由于行政制度方面的原因，最终没有得到批准。尽管当时他的几个孩子都在长身体，他却把工资积攒下来，一年后给上杭老区人民汇去了一千多元。教授的学生、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林圣彩说：“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越了解他就越敬佩他，他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无私的人格魅力。”
本报记者 海鹰(厦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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