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京7月13日电（记者郭奔胜）“群众有苦衷向组织反映理所当然，这恰恰是相信党和政府的表现，对干部而言，‘上访’就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

　　用真情焐热群众的心

　　“3年前，组织上调我到睢宁工作，我是有顾虑的，因为这个县群众上访量居全省首位，16个镇中有10个镇因群众上访不断而无法工作。

　　“做为上访大县的县委书记，首要任务就是理顺群众的情绪，把上访率降下来。起初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一件一件地解决。不过，真正改变我对群众上访看法，找到解决难题‘钥匙’的，是对一件集体上访事件的处理。

　　“我到睢宁工作不到一个月，就遇到数百名群众堵住县委大门，主要是反映所在企业拖欠工资和干部腐败问题。当时我正要下乡，有人把我往车里推，要我避一避。但是就在关车门的刹那间，我与上访群众那渴望的眼神对视了一下，我的心突然感到了刺痛——群众是向组织求助来了，而我这个‘当家人’却要溜走。强烈的愧疚感，驱使我赶紧下车，向群众走去。

　　“‘我是县委书记郭希忠，大家有什么话，请向我讲！’我高声说道，立刻，上访群众把我围了个水泄不通，七嘴八舌地把埋藏在胸中的积怨，一股脑儿吐了出来。

　　“其实，群众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吃饭、要惩处腐败。如果连这样的要求都不能答应，我们怎样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我立即向他们保证，一周后给个明白说法。仅半个小时，上访群众带着信任和期盼散开了。

　　“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我总在想，为什么交通越来越方便了，城乡时空距离越来越短了，而我们很多干部与群众感情上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为什么干部的学历越来越高，反而不太会做群众工作了？现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干群关系趋于紧张，恐怕是现象在群众身上，根子在干部身上。面对群众上访反映问题，干部如果能躲则躲、能推则推、能拖则拖，那结果只能是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拖冷了群众的心，也使干群关系越拉越远。这种态度，与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相悖呀！

　　“打那以后，敞开大门、接待上访群众不仅成为我的一个工作习惯，而且变成了我们县委、县政府一班人的共同行为。3年下来，我亲自接待并处理的上访案件就有上百起。现在，只要没有会议，老百姓可以无障碍地找我反映情况。由于我们正视群众的上访，注意理顺群众的情绪，所以全县农村多年形成的积弊得以逐步破解，群众对组织冷却的心，又被慢慢焐热了。”

　　利用上访开展工作

　　“据我对群众上访案件的分析，95％的上访群众的要求都是合理的，即便有一些不合理，也是对政策的不理解或不了解，说通了，也就好了。回头看看，有许多上访都是因为干部的‘不作为’引发的。有一些群众期望很大、而暂时又解决不了的事情，至少应该向群众解释清楚，既不做也不说，怎能让群众满意呢？

　　“社会转型期，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很多，上访应该是一种常态，也是法律赋予群众表达意愿的一种权利。领导干部应该把上访当做了解社情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我自己就尝到了利用上访开展工作的甜头。

　　“睢宁有个庄楼村，干群关系严重对立，群众多年不交税，村组织名存实亡，群众上访打出的口号是‘天无水、地无水，干部酒杯有水；天干、地干，老百姓眼泪不干’。通过群众上访，我掌握到该村的一些情况，并把这个村作为自己的联系点，驻村一个星期，彻底查清群众意见最大的财务不明、组织涣散问题，亮了集体的‘家底’，明了群众的心底，并通过民主程序重新选举了‘当家人’。结果不出半年，这个被称为水都泼不进的‘堡垒村’变成镇里的先进村。”

　　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

　　“群众有意见，要上访，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在积极做好群众上访工作的同时，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从2002年初开始，我们一直在解决基层干部深入不到基层去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干部中的确存在‘能迎合领导却不能迎合群众、密切联系上头却不能密切联系下头’的倾向，往往要群众替自己分忧却不为群众分忧，脱离群众的现象较为严重。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分批‘赶’干部下乡，吃住在农户家中，把群众的困难和疑虑解决在田间地头。我们大力提倡一个观念：群众利益无小事。生病闹灾、缺钱少粮，对于一家一户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情。在群众困难的时候，干部及时去帮一把、拉一把，把党和人民政府的温暖传递到群众中去，这既解决了群众的切身困难，也树立了党和政府的威信，这难道不是一件大事情吗？

　　“我这个县委书记带头下访，在没有会的情况下，工厂、学校、乡镇、农户、社区，都是我办公的地方。与农民聊上几句，摸摸群众的情绪，我觉得心里才踏实。我的农民朋友很多，他们是我的‘兼职’信息员，他们大事小情，总愿意和我说说。

　　“回想一下，自己做了13年的县长、县（市）委书记，在对待群众上访问题上，思想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在铜山县当县长的5年中，主要精力放在抓经济上，认为群众工作主要由县委书记来管，自己主动过问的不多。总有‘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的想法。二是在新沂市当市委书记期间，由于那里的社会矛盾不怎么尖锐，所以群众找到自己头上来反映问题的不多，也碰到一些，但往往是被动地去处理，‘躲’的想法是有的。三是在睢宁这3年，对自己的触动最大，在频繁地处理群众上访的过程中，自己的群众意识得到加强，学会了做群众工作。群众那渴望的眼神，容不得我们有半点的推诿和躲避的念头。是实践给了我‘迎着群众化解矛盾’的认识和勇气。”（完）（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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