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明兄：

　　多年不见，去年我回国时兄曾托人传话希望在上海见面一叙，因当时身在外地，无法分身，遗憾。今在网上读到了兄出版《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消息，又看到了余秋雨答金文明以及你反驳余秋雨的问答，非常高兴。似乎又回到了当年我们一起在上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切磋学问，磨砺大词典稿子的时期。不过这次你的对手实在不像我们当年审稿的对象――五省一市各大学教授那样具有科学精神和谦虚真挚的品德。从余秋雨的答问来看，我觉得有点象上海街头偶然出现的撒泼吵架的人一样，无法与之沟通，你的查证都是确凿的证据，他无法回驳，只得狡辩一番，最后居然还将我们当年的主编罗竹风掮出来，一边说并不知道你，一边又说罗竹风对他讲过你，暗示说了一些关于你的坏话。我觉得，这样做人道德品格有点问题，本来是一件学术上的争论，为什么要扯上人事纠纷，况且还要牵上已经作古的老人家？

　　我是了解你的。1980年我到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我在第二编辑室，你是第一编辑室的副主任。你的古代汉语功底我是知道的，而且对于古代文化典章、文史知识都有刻苦的专研，且又仔细。你看稿子，常常把一些别人不注意的问题找了出来，你的认真在编纂处是尽人皆知的。当然你的问题是有时太较真，不像有些人那样圆滑会做人，常常会得罪一些人，甚至领导。你的城府又不深，在人事问题上，我可以说你并不能够适应我们这个社会，所以到了后来，这是我非常感到惊讶的事，你的编委大名居然没有上汉语大词典的名录，只此一事就可见中国某些人的无法无天到了什么程度？你当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语大词典编委，而现在登载在词典上的有些编委，会让人笑掉大牙，他们不精通古代汉语还不要紧，这些人只知道吹牛拍马，他们成为编委本身就是一种学术腐败。顺便说一声，我在1983年离开了编纂处，但是最后还是上了“主要编纂人”一栏。

　　余秋雨的散文，我和你阅读的感觉不一样，我从一开始阅读《文化苦旅》就不感到这是好文章，用我的朋友、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教授的话来讲，叫“甜得发腻”。这样的书在当今中国畅销实在也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把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历史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给一般的人们，应该是一桩非常重要的事。通过所谓的历史文化散文，可以满足中小学生的求知欲望，但是这种散文必须传播准确的文史常识，今见到你指出的余文中的错误，都具有确凿的考据学上的证据，作为一个作者对于你的辛勤劳动应该感谢才对。但是反观余秋雨的态度如此不谦虚，这是身处海外的我感到非常惊讶的。二十多年之前，我们在陕西南路的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词典的时候，共同对一些古代汉语的词义、典章制度以及文化知识进行研讨，常常也有不同的意见，由于中国文化浩如烟海，谁也不能说自己是一个“通人”，大家互相请教、互相切磋甚至辩驳，才能丰富中国文化遗产，也才能使自己比较博学起来。那种学术气氛现在到那里去了？

　　有人告诉我现在国人治学问者比较浮躁，不太肯花时间钻研，尤其是对于枯燥的古代文化语言，例如我们那时候编词典的看家本领小学训诂，典章制度，更是乏人问津。我在担忧，象现在这样的治学方法，尤其是象余秋雨这样鼎鼎大名的教授在古代文化中出这样多的纰漏，而且拒不认错，这样的一代学风，怎么能够保存广大中国文化？怎么能够继承这一笔文化遗产？到了将来，如果青年们得到的是类似的历史文化散文中的文史知识，在影视剧中得到的则是“戏说”“演义”之类的历史，我们中国文化真的要丧在这一代人手中了。幸好还有你这样较真的人在踏踏实实为中国文化作一些工作，我向你表示感谢，并且希望你不要气馁，继续为传播准确的、完整的中国文化而工作。我最近出了三本书：《淘金路上》《在地球的那一边》《文化语言新论》，到时候奉上请你指教。

　　吴琦幸

　　2003年7月11日洛杉矶、（吴琦幸，文学博士，现为美国圣安东尼学院中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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