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14日电 今日出版的经济日报刊登了《为了两个“千家万户”记宁波市扶贫帮困模范干部张祖安》的文章。全文如下：

　　东西部地区对口扶贫协作，是党中央、国务院按照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思想，实现东西部地区共同富裕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作为计划单列市的宁波，承担了帮扶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12个国家级贫困县。从1997年开始至今6年多来，宁波市与这两个州开展的对口帮扶项目已达700多项，无偿援助资金达1．3亿多元。

　　这么多的项目，从每个项目调研开始，到项目筛选、资金落实、项目实施以及最后检查验收，都倾注着一位帮扶干部“让千家万户得益、让千家万户致富”的真诚心愿。这位帮扶干部，以明显工作实效赢得了人们的信赖，被帮扶地群众亲切地称为“我们贵州的干部”、“苗家大哥”。这位帮扶干部，就是宁波市对口扶贫办主任张祖安。

　　以赤子之心关怀群众冷暖

　　1997年3月，张祖安从担任了12年宁波市林业局长的位置上，调任到新成立的对口扶贫办。走马上任仅一周，就随宁波市党政代表团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

　　黔东南和黔西南州，属少数民族地区，山高路险，是贵州最贫困的地区。张祖安为眼前的贫困而震惊：石头房，石头床，破草席子作房墙，炉灶猪舍混一房。

　　更难想象的是，许多家庭的财产总和，不及一双200元的皮鞋。还有那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

　　张祖安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心情愈来愈沉重：这“扶贫”两字不容易写啊！

　　经过近半个月调研，张祖安心里初步有了底，他对身边的同志说：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这是关乎大局的事情；就是撇开大道理不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群众受苦啊！

　　台江县反排村地处苗疆腹地，村民们吃水要走很长的山路，打水的溪坑，同时也是鸡鸭牛羊共饮的地方，水装进桶里，混浊得连桶底都看不见。张祖安急了，主张马上搞人畜饮水工程。可大家清楚：要在深山苗寨通自来水，谈何容易。可他硬是组织大家，克服困难，干了起来。

　　通水那天，村里像过节，家家户户把容器接得满满的，生怕哗哗的自来水不再来。此后，又修建了风雨桥和水泥路。如今，这里成了贵州省指定的民族风情表演旅游村寨，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数千人。

　　贞丰县珉谷镇鹅田村，孩子们多年在这样的旧校舍凑合上课：泥巴土砖墙，水泥条搭的桌凳，坐在后面的孩子很难看清黑板上的字。几个班二十几个孩子都挤在大通间里，一个孩子读书，全“校”都听得清。

　　鹅田村孩子们的读书问题，成了张祖安的一大心事。他想，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呀。他联系好一家帮扶单位，又找到海外华侨资助，最终建起了新的鹅田小学。如今孩子们可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学楼里上课了，学校已有400多名学生。

　　在走村串寨考察中，张祖安结识了不少贫困户，并给予特别关爱。张祖安感叹：“为了这些淳朴、厚道的人们能早日脱贫，我真愿意把心都掏出来！”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仅仅几年时间，宁波市就资助这两个州建起了80多所希望小学，50多个卫生院，解决了7万人的饮水困难，铺设乡村公路70多公里。黔东南州还特别命名了一条新建的大道为“宁波路”。

　　扶贫扶智更扶志

　　与贵州对口帮扶开始几年，宁波资助的资金主要投向社会公益事业，这对实现宁波市“让千家万户得益、让千家万户致富”的帮扶目标是必需的。但帮扶资金毕竟有限，如何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张祖安深知浇树要浇根，只有增强当地经济“造血”功能，才能真正使“千家万户得益”、“千家万户致富”。在十万大山的贵州，选择有特色的农业开发项目，无疑是重头戏。

　　1998年，张祖安在黔东南州考察，偶然得知当地科技部门曾引种过杨梅之乡慈溪的杨梅，而贵阳市价每公斤可卖到16元。土壤、气候均适宜栽种，市场又有需求，张祖安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把宁波的杨梅引种过来，还愁群众脱不了贫？

　　那天，张祖安决定改变原先行程，直奔雷山县考察。雷山县处于苗岭主峰雷公山区，素有“苗疆圣地”之誉，县域经济一直处于全省挂末位置。在张祖安的协调下，连续4年，慈溪市每年帮助建成1000多亩杨梅基地。到目前雷山县已拥有5000多亩杨梅的规模，满山红通通的杨梅，成为当地致富的支柱产业。而整个黔东南州杨梅种植规模已达2万亩。随着规模的扩大，杨梅的加工也摆上了张祖安的议事日程。如今，一棵杨梅，可为当地农民增收600多元，许多农民因此走上了致富之路。

　　这几年，通过张祖安他们的牵线搭桥，宁波市不少优质农产品飞越千山万水，在贵州落户。黄平、望谟、麻江等县引进了高产雷竹，丹寨县引进了水蜜桃，麻江县引进了大棚蔬菜，晴隆县引进了波尔山羊，贞丰引进了黄花梨……这些引进的品种、技术为当地今后发展打下了基础。

　　不过，张祖安也碰到过一些令他痛心的事。一次，他去丹寨、麻江等县考察时，发现少数当地人竟然把宁波送过去的种鹅宰杀了，雷笋还未长成竹子也拔了吃掉了。“不能这样干啊！”他感到自己的心在颤抖，一激动，胃里就像火烧般灼痛。他努力克制着自己，把这些人叫拢来，就在田头侃了起来。直到大家保证以后不再干这种“傻事”，他才长舒一口气。

　　这使张祖安看到，部分人思想观念上的差距是制约发展的深层原因，因此在送钱送物、产业开发之后，张祖安他们又启动帮扶第三步精心谋划了“科技扶贫”、“智力扶贫”项目。一方面从宁波把农业专家、青年教师、医生请上海拔千米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同时把贵州的村干部、乡镇干部，甚至县委书记，引到宁波来参观、考察，共同交流探讨发展经验。其中在贵州村寨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百名村干部下宁波”。

　　1999年，在张祖安的建议和组织下，109位贵州的村支书长途跋涉来到宁波学习、培训。听报告、参观农村、企业，使他们茅塞顿开，过去没想到的致富路子现在都亲眼见到了，发展信心也更足了。

　　这些经过考察学习的村干部，如今成了村寨里带领群众脱贫的“领头雁”。台江县排羊乡排羊村支书熊志辉，是50名第二批村支书接受培训的，他学到了首饰加工技术。回去后，把寨里的村民组织起来，办起众多民族银饰加工点。熊志辉负责为村民进原料和销售产品，村民人均年收入从原来的几百元上升到了3000多元。

　　“二胡”拉出了协奏曲

　　张祖安形容自己的工作是“拉二胡”，一头连着宁波，一头连着贵州，拉来拉去，穿针引线，做好协调。

　　按当初帮扶计划，宁波25个局办和县区两家帮一家，结对帮扶贵州两个州的12个国家级贫困县。而现在，宁波方面参与帮扶的单位已远远超出了这个数。能形成如此局面，张祖安的“二胡”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祖安常常对身边的人说，要做好对口帮扶，光靠我张祖安不行，光靠扶贫办的几个人不行，光靠市政府下拨的专款也不行，得靠全市人民形成一股合力。我们为到贵州考察的人服务好，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帮扶贵州。

　　最初未列入对口帮扶单位的市卫生系统，后来主动加入，就是一个生动例子。

　　1999年，张祖安专门邀请宁波市卫生局和几大医院的负责人到贵州考察。路上火车晚点，到黔东南州三穗县时已是下半夜。几位专家早已人困马乏，饥肠辘辘。住下的招待所十分简陋，又找不到服务员。抽水马桶没水，厕所堵塞。见几位专家面有难色，张祖安想，专家们是我请来的，不能委屈了他们。笑着对大家说：“条件是苦了点，请大家克服一下吧。”说着，便挽起袖子修理马桶通厕所。连续的饥饿和劳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胃像刀绞一样难受。他赶忙掏出胃药，塞进嘴里，满头的大汗直往下淌。几位专家见了深受感动：“就冲你这种精神，我们也要把医疗扶贫搞好”。

　　经过10天的考察，几位专家当即商定，要加入对口扶贫的行列，为山区百姓解决就医难出把力。不久，两支宁波的医疗队分别来到黔东南和黔西南的一些医院工作，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带进了大山。

　　在帮扶工作中，资金是重中之重，落实和使用好资金，也是张祖安他们服务和协调的一个重点。为了多筹措一点帮扶资金，张祖安从不端局长架子，总是陪笑脸，说好话，一趟不行跑两趟三趟，并耐心地给对方做工作，讲贵州的贫困状况，讲帮扶工作的重大意义，直到每笔资金到位。这些年，宁波的项目履约率都在100％。

　　而对于资金的使用，张祖安的认真劲也叫贵州人赞叹不已。他与贵州同志商定，改变原来项目资金一次性拨付的方式，依照实施进度，检查一次，拨款一次。开始时，还引起个别同志的不悦：“把钱交给我们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张祖安却认为，按照宁波方式运作，讲效益，是让贵州同志实践后更好地借鉴用于发展经济。

　　贵州省的一位前主要领导曾这样评价张祖安6年来的工作：党性、良心和同情心，凝聚成一颗对贫困地区千家万户的责任心。

　　正是这种责任心，张祖安在52岁的年纪，仍然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份“苦差事”。

　　也正是这种责任心，在患有严重膝盖半月瓣劳损，医生曾几次警告再多爬山，后果不堪设想的情况下，仍然26次深入贵州的乡镇村寨，行程5万多公里，可绕地球一周还多。

　　张祖安说：“我只有一个目的，如果能让贵州的贫苦百姓尽快富起来，就是掉几斤肉也值！”（完）（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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