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数字的比较和对照，让记者感到迷惑和震惊。

　　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从业人员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4．7％。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15％，仅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起步阶段。

　　另一个数字：截止到6月20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签约率达到50％左右。也就是说，还有大约100万大学生去向未定。

　　两组数字形成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似乎是不可相容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研究”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赖德胜教授和记者就此进行了对话。

　　扩招不是造成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但当初在扩招时确实对于就业形势未作充分考虑

　　记者：我在采访的时候，不论是学生还是家长和学校，谈及今年的大学生就业形势时，都首先谈及扩招的话题，也有不少人认为，扩招是今年大学生就业难的直接原因。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赖德胜：今年的就业形势和扩招肯定是有关系的。但这个关系不能简单去理解。我也看到很多学生义愤填膺：没有扩招，我不至于今天失业。如果这么说的话，没有扩招，你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

　　那扩招和就业难究的关系表现在哪里呢？在于它会影响一个人对就业岗位的期望值。同样一个人，是高中毕业即就业还是大学毕业后就业，对工作岗位的看法是相差很大的。比如打字员，高中毕业生觉得可干，但大学毕业生却可能不会去干。为什么？上大学要花很多钱，是一种投资，理应得到经济的补偿，有较高的回报，这提高了他对收入回报的期望；同时，四年的教育也提高了一个人的人力资本，提高了他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但在一定时期内，工作岗位的数量特别是质量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工作岗位提供的条件和大学毕业生的预期之间有差距，且有扩大的趋势。这种差距的存在及其扩大与扩招有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

　　记者：我记得当年提出扩招这样一个政策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拉动内需。也就是说，这种扩招不是全部从市场需求出发的。我们在当时的决策时，对将来的就业形势做过充分考虑吗？

　　赖德胜：应该说当时考虑得确实不是很充分。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印度、菲律宾、韩国等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都发生了高等教育不断扩大的阶段。但与这些国家相比较，我国有非常大的区别，那就是扩张速度太快，是一种非常规的扩招。前几年大学生每年以30－40％的速度扩张，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经济对劳动力特别是对大学毕业生的吸纳，速度增长并没有这么快。

　　大学生就业难与我们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关系很大

　　记者：那在您看来，大学生就业困难，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赖德胜：今年大学生就业难，不仅仅，或者说不主要是由扩招引起的。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毕业的，那时没有失业这一说，因为国家都给你通通安排好了。看起来是没有失业，其实隐含了很多配置不对口的情况，导致了大量的专业不对口，心情不愉快。因为这是按政府的意愿，而不是按大学生自己的意愿来安排工作的。看起来是没有失业，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结果，这也很难保证大学毕业生这一高层次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有大学生失业，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成功的一种结果，是我们每个人发挥自主选择权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就业制度、分配制度等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功。因为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会出现配置误差的情况，如同再好的商品也会有积压的道理一样，一些人找不到工作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也是其一个结果。

　　记者：但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国人口中大学生占比还很低。这时候就出现如此大量的大学生不能就业情况，你不感到惊讶吗？

　　赖德胜：目前的大学生就业难和我们的体制改革还没有到位、不彻底有重要关系。我们的大学生走向市场就业，还存在着体制本身的障碍，比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现在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农村与城市，东部和西部，都是割裂的。我们的很多大学毕业生不去农村工作，因为去了回不来，户口、社会保障等问题都很难办，所以宁愿没工作也要耗在城市里，很多学生就大量积压在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假如劳动力市场是健全的，是个充分竞争的、均匀的市场，不存在农村与城市，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制度性分割的话，劳动力就可以充分流动，在城市不好找工作的学生就可以先去农村，想回来时再回来，这样大学生就业应该不成问题。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究竟多大的高等教育规模是合适的？我们目前在论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必要性时，大学生的数量是以整个人口基数来计量，得出大学生比例很低，所以还要大量发展高等教育。但这样泛泛地以整个人口数量作为基数可能存在某些偏差，因为毕业后大学生不去农村工作。如果以城市人口作为基数的话，我国大学生的比例应该是比较高了。比如北京市，已经达到了30％以上，全国的城市也能达到15％，而农村地区还不到1％。所以在发展高等教育时应该考虑我们体制的背景，扩大规模的依据，不能简单看全国人口的基数，而应该看城市人口的基数。所以在当初扩招时，考虑就业时有一定的偏差。

　　读大学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是有风险的。大学生在观念上有偏差，但可以理解

　　记者：我在采访时，发现很多大学生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于薪水、企业性质的要求已经降低了，但他们的这种改变大多是被动的。

　　赖德胜：应该说，大学生的个人观念上还是有一定的偏差。根据调查，全国89个城市中，机关的工作岗位需求不到1％，但是大学生就业时首选政府占了30％以上。大学生还是没有看到将来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10年以后，西部可能发展得很好，政府控制的资源肯定会相对减少。我见到一个女大学生，她说，毕业后让我到宾馆中当服务员，我肯定不会去，我没法面对我的乡亲父老。其实她很可能从服务员干成为老总。20多年前，私营企业主并没有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但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观念上能不能领先一步解放，就决定你能不能更好的获得资源。

　　但是这些偏差都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一个大学生从北京毕业，老师、同学都在这地方，这都是我的社会资本，如果到新地方就要重新建立我的社会关系，这是很困难的事情。而在中国没有这种社会关系，很多事情很难干的好。

　　记者：但是改变了观念还找不到工作呢？他们觉得委屈。

　　赖德胜：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上大学读书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投资就意味着一要有回报，二是有风险。任何投资都有风险。现在很多家长和学生光看到回报，而没有看到风险。老百姓有权利享受上学带来的回报，政府有责任完善体制，使个人投资得到更高的回报，但是家长和学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承担教育投资带来的风险。找不到工作就是一种风险。政府应该创造机制降低这个风险，但这有个过程。

　　就业与教育的自主化、市场化程度严重不匹配，导致人才结构性过剩

　　记者：市场上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岗位许多毕业生去争抢，而一些岗位却招不到合适的学生。人们将此怪罪于学校的专业设置上。

　　赖德胜：在市场经济下，生产者按照市场需求，按照订单安排自己的生产。在某种意义上，大学对人才的培养也应遵循这一思路。但前提是学校有自主性，能自主决定自己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目前高等教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大学没有成为一个比较自主的办学主体，专业设置、招生，大都由政府控制和审批。

　　目前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招生、专业设置的自主化步伐才刚刚开始。就相当于生产没有市场化，但是销售已经市场化了。二者是两种体制来调节的，当然会存在很多问题。不过，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并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比如最近两年，教育部出台了两大改革措施：一是有6所大学可以自主设置专业，二是22所高校可以自主招生，享有5％自主招生权。

　　政府应该在信息提供和透明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记者：我们的政府为了今年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做出了很多努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包揽分配，靠的是做思想工作和行政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为大学生就业做哪些工作？

　　赖德胜：我想首先政府应该想办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了，蛋糕做大了，就业岗位也就自动会增加。经济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措施。

　　其次，政府应该创造比较宽松的就业环境。比如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这些都是就业环境。如果城乡分割还这么严重，户口还这么重要，大学生就业难是不可能解决好的。

　　第三，在信息提供和透明化方面，政府要发挥更大作用。目前就业过程中，很多要靠个人关系，靠私人、亲戚朋友，而一些没有社会资源的人就没办法获得这样的信息。政府要做的工作是提供相对平等的就业信息平台，为就业信息的透明公开提供制度的保障。

　　第四，对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政府要进行宏观指导，在确保符合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使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另外，我们还要改革现有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统计制度。在现有统计制度下，若大学生没交协议书，就不算就业了。其实，很多大学生已经就业了，只是用人单位不愿或无法与他们签订协议书而已。另外很多大学生不愿就业，而选择继续考研、出国，这样的学生能占到10％。这些学生不是没有工作，而是选择了不就业，像这样的就不应算作是就业难问题。（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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