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武吉庆在《论史学研究的“实”与“虚”》（刊于《河北学刊》2003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从求真与经世的相互关系言之，史家治史是专意于求真还是着眼于经世，必然表现出一种“虚”与“实”的差别；同是求真，偏重于理论建树和历史阐释者与注重史料考实者，也有“虚”、“实”之别；同是经世，是以学术成果间接作用于社会还是直接服务于政治也
有“虚”、“实”之别。但史学研究的这种虚、实之别终归是相对的，治史者只要把握合度，就既能促进史学本身的发展，又能较好地实现其社会功能。近代教育改革与儒学的衰落
干春松在《近代教育改革和儒家传播体系的崩溃》（刊于《学术界》2003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儒学的传播自隋唐特别是明清以来一直依赖于科举体系，但在清末废除科举后，教育格局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并迅速建立起新的现代教育制度，这是儒学在近代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儒学知识日渐边缘化，而各种适应时代的新学科则日渐受到重视。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外政策为何向左转
牛军在《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刊于《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之所以向左转，是当时中国社会遭遇到两个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影响所致。第一层次是国内经济衰退要求对外政策向更加务实稳妥的方向调整，但周边环境的不断恶化又迫使中国政府至少在某个方向或某个局部作出强硬反应；第二层次是在如何评估“大跃进”和应对经济建设方面出现的意见分歧，其结果也影响到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这两个层次的矛盾虽互有影响，但各有其演变脉络。相比较而言，第二层次的矛盾是导致对外政策向左转的主要原因。皖南事变的必然与偶然
杨奎松在《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刊于《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皖南事变的发生既有某种必然性，又有一定的偶然性。从必然性看，一方面，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强硬要求它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另一方面，中共一再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并决定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这一矛盾总要爆发。从偶然性看，它既与中共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有关，又与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撤离时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有关。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