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传统道德的一个准则，近代以降被作为民族劣根性的集中体现而受到批判，如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便是一篇声讨中庸之道的檄文。蔡尚思在《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中更是痛斥中庸态度好像宝剑，皆背皆腹；好像骡子，非驴非马；好像蝙蝠，亦禽亦兽；好像两栖动物，可水可陆；比如中国特色的僧尼，既吃素拜佛念经，又结婚生子家居。
然而，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庸一直被我们古代先民视为至善至美的德性而孜孜以求。孔夫子曾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一书亦云：“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不但在中国如此，在古代的西方也是如此。古希腊的先哲们就特别推崇中庸（或曰“中道”、“适度”，希腊文mesotes，英文mean）。毕达哥拉斯曾说：“在一切事情，中庸是最好的。”（《金言》）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也认为“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并对中庸的理论界定和分寸把握做了具体而微的讨论。
那么，中庸何以在古今不同的时代受到如此不同的待遇呢？当然，最方便的解释便是时代使然。这自然有几分道理。但我以为，深层的原因恐怕是，中庸的道德理念与实际运作之间出现断裂与扭曲，赞之者是就其理论形态和理想层面而言，斥之者则瞄准它在历史上的社会表现。这说明行中庸之道，实乃不易。
“中庸”一词系由“中”与“用”两字构成，“中”字早在甲骨卜辞中就多有所见。有学者从“立竿见影”来解读卜辞的“中”字和“立中”一词，认为其为测定方位和四时变化的原始天文仪器。“中”字亦普遍出现于《尚书》、《诗经》、《周易》和《左传》等早期典籍中，并由实转虚地逐渐拓展到伦理道德领域。由此看来，“中庸”与“规矩”、“权衡”一样，也是历史上由形而下的量具抽象而成的形而上的术语，二者间是一种隐喻关系。至于“庸”字，在早期典籍中有“用”、“功”、“常”、“凡俗”以及“国名”、“姓氏”等多种意义，而“用”的意思最为普遍。“中庸”连词并用首见于《论语·雍也》，多见于《礼记》尤其是其中的《中庸》篇。虽然后世对早期“中庸”概念的本义有不同的理解，但其当如东汉郑玄所释“中和之为用。庸，用也。”“中庸”系“中用”，即“用中”，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曰：“用中即中庸之义是也。”历史上包括郑玄在内的不少学者也曾把“中庸”的“庸”解读为“常”，如南宋朱熹《中庸章句》云：“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道。”释“中庸”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没错，但说其是“平常之道”则谬矣。因为如果“中庸”真的可寻常得来，孔子当年就不会生出“民鲜久矣”的感叹，也不会在《礼记·中庸》中留下“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这样绝对的话语。
中庸所以不易，我以为，在理论层面上至少有如下四点原因：其一，中庸强调的是行为和情感的度，即对质的量的把握，过与不及皆为恶，惟有适中才是善。其二，中庸的获得往往是通过否定过与不及的两种极端而达到，即所谓“叩其两端”、“执两用中”。庞朴在《“中庸”平议》中，把中庸精妙地概括为“A然而B”、“A而不A”、“亦A亦B”和“不A不B”四种逻辑形式。然而，要熟练地掌握这四种模式而达于中庸之境，绝非易事，稍有不慎，便会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其三，中庸的应用有一定的范围，并非事事都可择两用中，中道而行。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诸如说谎、强奸和谋杀等本身即是恶行，谈不上过与不及的问题，不存在恰到好处的中间性的善。对于中庸的合理边界我们往往很难有清醒的认识与自觉的遵循，辩证法若玩过了头则无异于变戏法。其四，中庸的“中”是就主客、人我的特定关系与个人的具体境遇而言的，时过境迁，其标准也会改变，古人对此有着深刻的洞识并提出“时中”的观念。《中庸》所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朱熹《中庸章句》所谓“中无定体，随时而在”，讲的就是君子能随时保持中道。当然，历史上也存在着将中庸这种变化法则钉死在维护尊尊亲亲的“礼”的不变原则的倾向，如《荀子·儒效》就讲：“曷谓中？礼义是也。”这样中庸便丧失了与时俱进的活力，成为陈腐僵化的教条。
中庸不易，除了其理论自身的高深玄妙之外，又是历史上高压、封闭和等级森严的制度缺陷使然。宗法等级专制社会好像是个大染缸，什么样的鲜花美草掉进里面都难免被玷污的厄运。在那里，中庸的美好理念无法获得真正而普遍的落实，它每每以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乡愿、和稀泥、随大溜、党同伐异、追风赶潮和滑头主义等形式扭曲地呈现出来。但是，中庸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与行为准则是有其合理性的，它小可以使个人行止得体，进退有度，大则有助于国家的方针大略避免畸重畸轻，忽左忽右。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民智的开启，中庸思想中蕴涵的大智慧与真精神将被不断地发掘和弘扬，那些貌似中庸的伪模仿的龌龊的社会表现也将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