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实物见证，是文化的血脉，是联系历史与现实的纽带。

　　没有文物见证的历史是苍白的历史，失去文物佐证的文化是不完整的文化。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余年间，中华民族大批国宝级文物惨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之厄运，长期流落他乡异国。据不完全统计，仅在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就有精品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

　　在16件珍贵佛雕所组成的流失海外遗珍回到北京做展览之时，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那些珍贵的中华国宝是如何流失到海外的。

　　1860年10月18日

　　圆明园罹难

　　皇家珍藏全被抢

　　圆明园是一座被维克多·雨果称为“人类奇迹”的花园，但却在1860年10月18日被英国公使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一怒之下焚毁。当时，咸丰皇帝答应投降停战，但要求英法联军代表跪见，遭拒后，清将僧格林沁将39名外交使节中的21名杀死，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被大卸八块。

　　以此为借口，英法联军将“怒气”撒在了他们认为是皇帝的“家产”———圆明园身上。火光起处，三日不绝。下面这些数字，可以让后人推想当年外国侵略者哄抢、毁坏圆明园珍宝的情形：

　　圆明园自康熙以来历代帝王庋藏的纯金、镀银、玉雕、铜铸佛像达10万尊以上，自此悉失，鲜有再现；

　　圆明园文源阁所藏《四库全书》计79337卷，自此悉失，鲜有再现；

　　圆明园所藏商周青铜器、历代瓷器精品、古籍孤本等绝世宝物，逾千逾万，无以胜计，自此悉失，鲜有再现；

　　法国拿破仑三世皇帝在枫丹白露宫专门建造中国文物馆，用以收藏圆明园珍宝；

　　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人摹本），还有一件乾隆年间从权臣和珅家抄出的长3尺、高2尺的白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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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1923年

　　仅千两银子道士卖掉敦煌经卷

　　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26日），敦煌莫高窟16窟甬道北壁后沉睡了几百年的藏经洞（现编号为第17窟），被莫高窟主持王道士雇来清理沙土的杨姓伙计无意中发现，一个震惊世界的宝库豁然洞开，史称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四大发现之一。

　　王道士，退伍清兵，因生活无着，在甘肃酒泉皈依道家，后云游到莫高窟，其时约50岁。

　　王道士虽读书不多，但对突然出现的古物，还是感到很有“价值”，于是开始拿出部分书写精美的佛经和漂亮绢画，换取一些功德钱。后来，还向驻扎酒泉的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赠送一部分，廷栋不知其价值，又赠送回国的外国使节，自此，敦煌国宝开始从王道士手中陆续流向西方。

　　最早掠走敦煌遗书的是俄国人奥勃鲁切夫，1905年10月，仅以6包劣质石蜡为饵，就从王道士手中换得藏经洞珍贵写本两大包。

　　接着，那个最著名的敦煌劫掠者———匈牙利裔英国人马克·奥利尔·斯坦因来到敦煌。他聘请了一位助手———蒋孝琬蒋师爷。在蒋师爷的帮助下，斯坦因打着要把“圣僧玄奘”从印度带来的佛经送回原处的鬼话，以4锭马蹄银（约200两银子），盗走精美的佛经和绢画上千件，共29箱，动用了一个浩大的马车队。斯坦因认为“以前所有的发现无一能同此相提并论”。

　　由于斯坦因不懂中文，王道士也做贼心虚，故都是蒋师爷深夜前往挑选并背回，因此，并未得到很多历史学家更加重视的关于世俗生活记载的卷子。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又以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570多个名贵手卷。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时，终被已经察觉的中国政府所知觉，没有获得太多更有价值的文物。斯坦因最终因其特殊的贡献，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爵士称号并在世界考古界大获殊荣。

　　斯坦因之后是法国人伯希和（PaulPeliot）。伯希和是一位年轻的汉学家，精通汉语，在敦煌他凭借卓越的汉学知识，在微弱的烛光下翻阅了整整三个星期，以500两银子的代价，将藏经洞中的精华悉数盗走，计约6000余卷，10大木箱。

　　如今，要想看到敦煌藏经洞遗书，就得准备一次长途跋涉，前往印度、日本、俄罗斯、美国、韩国、瑞典、芬兰、丹麦、德国、英国、法国，最后才是中国。因此，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之说。

　　1941年冬

　　世纪之谜北京猿人头骨丢失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正式开始，1941年，日、美关系趋于紧张，存放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经艰苦考古发掘出土不久的北京人头骨也因此面临险境。经交涉，决定将北京人头骨运往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存。

　　11月下旬，德国著名专家魏敦瑞的助手胡承志参与装箱。这是中国人最后一次亲眼目睹北京人头骨。

　　12月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押送装有北京人头骨的箱子，准备在秦皇岛登上“哈里逊总统”号邮轮。

　　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8日，日军占领北平、天津、秦皇岛等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列被截。“哈里逊总统”号也在开往秦皇岛途中被日军征用，并在长江搁浅。

　　而北京人头骨则一如黄鹤，杳然无踪，从此下落不明，空留千古之谜。

　　曾有人推测，国宝已陷日本人之手；也有人推测，国宝尚在美国；但可以肯定，北京人头骨不在中国。

　　1924年———1945年

　　匆忙逃亡间溥仪丢下“东北货”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将军部下、卫戍司令陆钟麟赶出故宫。

　　1925年，溥仪避走天津，接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保护，为确保挥霍用度，开始由陈宝琛等人将早已转移出宫的珍宝陆续变卖。其间，有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图卷》和故宫“三希堂”中最著名的书法作品中的两幅———《中秋帖》和《伯远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溥仪又将出宫珍宝全部带往长春，前后共装了3尺多长，宽、高在1尺以上的木箱约100箱，各种珍宝不下2000件以上。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洲国转移，溥仪等人逃亡通化大栗子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部分珍宝回到人民手中，宋人张择端所作《清明上河图》就在其中，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被苏联军人抢走。

　　溥仪匆匆出逃，看守伪皇宫专门藏宝的小白楼的士兵便乘机一拥而上，将溥仪来不及带走的大量古代珍玩全部豪抢一空。由于兵痞们多没有文化，故先抢金、玉，再抢字画，古籍善本则肆意践踏，毁之无数。由于争夺，很多流传千年的名作被一分数段，或被撕得粉碎。

　　北宋大画家李公麟的另一力作《三马图》，被扯为三截，前一截为人、马，附苏轼《三马记》10余行，中段为《三马记》16行和名家题款若干，后一截为后代名家题诗，最后一跋为明朝东林党名士董其昌所做。

　　这些遗散的国宝，当时被古玩界称为“东北货”，赫赫有名。其中一个离奇故事，十分感人。1963年4月，一个东北小伙来到北京荣宝斋，用一粗布包裹，送来一堆破烂———皆为浩劫之后的残破之物，有些碎片只有指甲大小，没想到竟有有心人收而藏之，纹丝未动。经过专家仔细拼接、抚平，竟然有大书法家赵孟等人的国宝真迹37件，有些残片与故宫所藏残品正好吻合，终于合璧。

　　一年后，即1964年3月，又是这位青年，拿着同样的包裹送来与上次类似的一堆破烂，经过整理，拼凑书画残卷20余幅。由于这位年轻人未留下真实姓名和地址，当荣宝斋后来赴东北准备以2000元再次酬谢时，竟未能找到其人。

　　直到1990年，这个谜底才被揭开并牵出一段人命旧案。原来，这些残片是他的父亲丁征龙1945年9月8日在长春街头购得的，在回家的路上，同行的三人中，有一个叫骆大昭的见财变歹，杀死他父亲和另一个同伴。他的母亲孙曼霞在事发12天后，终将骆大昭通过当局绳之以法。这个浸有鲜血的包裹便被孙曼霞仔细收藏18载，虽家贫而不市之，最后终于献给国家。

　　在这批国宝中，就有米芾的《苕溪诗》，我国鉴定古代书画的最权威大师张珩临死前曾说，能亲眼见到《苕溪诗》真迹，“这辈子行了，死了也值得了”。

　　在“东北货”中，有很多通过各种渠道流出中国。仅美国就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7件，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7件，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10件，克利夫兰博物馆5件，波士顿博物馆6件……

　　19世纪末———1949年龙门石窟

　　石刻佛像被盗凿

　　洛阳龙门石窟，有窟龛2200多个、造像10万余个，其精美绝伦的雕刻，让那些四处搜求中国艺术品的国际文物贩子心驰神往。

　　盗凿龙门石窟的行为从19世纪末一直延续至1949年，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致使石窟伤痕累累，满眼尽是缺失佛头、仅余佛身的佛像。

　　岳彬，文物贩子，1896年生，家境贫寒，自幼在琉璃厂的古玩铺当学徒。本世纪初，他闻北魏佛像有很高艺术价值，先是从别人手中购买，倒卖给日本人，后来，专门雇人盗凿石刻佛像。1931年，他与美国人爱普伦（后任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签订合同，以4万元代价，盗凿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之记载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礼佛的大型浮雕《帝后礼佛图》。岳彬买通当地驻军，将浮雕凿成碎片，几经拼凑，仍剩有两箱碎石无法粘接。

　　1936年，岳彬还曾派人临摹云冈石窟北魏佛像，复制一尊，以3万美元卖给美国煤油大王。后被揭露制假，为防退货，岳彬竟派人将石窟佛像炸毁。

　　1952年，新中国政府发现其罪行，岳彬最终在狱中了却其卑鄙的人生。（赵宏）

　　上图：女史箴图（部分）东晋顾恺之，现存大英博物馆。

　　中图：历代帝王图卷唐阎立本，现存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下图：竹雀图宋徽宗，现存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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