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通过“模仿”别人，共同创造“东亚奇迹”为特点的雁形模式，其分工顶层是日本，中间层是中国内地和亚洲“四小龙”，底层是东盟。该模式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相当具有活力

　　    雁形模式至少存在两大弊端，一是技术和市场的依赖性，二是产业同构下的激烈竞争。认为中国现在没有必要和可能制定打破雁形模式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和近期措施，是缺乏民族自信心和对雁形模式弊端认识不足的表现

　　    通过减少技术依赖度、多层面和多方位开拓国内外市场、打造产业的“双头鹰结构”或“鼎形结构”、加快区域合作等方式，可以逐步消除雁形模式产生的问题

　　    

　　    今年6月，接连举行了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东盟与对话伙伴会议和亚洲合作对话第二次外长会议，使世人倍加关注东亚和亚洲经济的发展。

　　    在过去的东亚，出口导向型发展以日本为起点呈雁形向外扩展。这种模式也被称为“雁形模式”，其特点是通过“模仿”别人，共同创造“东亚奇迹”。处于分工顶层的是日本，中间层是中国内地和亚洲“四小龙”，底层是东盟。

　　    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东亚经济模式是相当具有活力的，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伴随着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四小龙”和东盟后来居上，雁形模式受到削弱。现在，要不要突破雁形模式？日本极力要维护这种模式，自然不必说了。国内学界、商界等不少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和技术相对落后，现在没有必要和可能制定打破雁形模式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和近期措施，能把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品牌拿来、拿好就不错了。

　　    这是缺乏民族自信心和对雁形模式弊端认识不足的表现。雁形模式至少存在两大弊端。一是技术和市场的依赖性。东亚后进国家在外资主导下大跨度地跃过结构转换的各种约束，在较短时期内迅速从出口木材、原油等提升到出口彩电等家用电器，呈现为外资移植的结果，并导致技术严重地依赖于别国；同时，投入市场依赖于日本，而产出市场则依赖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这样，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可持续性埋下了隐患。

　　    二是产业同构下的激烈竞争。比如，由于东亚电子工业的生产工序型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国投资和技术转移建立起来的，本地企业也大多属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缺乏，难以形成差别化优势。在产品结构雷同、技术近似的情况下，竞争优势只能靠低成本实现。同时，该地区生产的电子产品绝大部分属于可替代性强的家电产品，出口市场又过分依赖少数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需求变化和贸易保护措施，都极易引发东亚的结构性生产过剩和恶性竞争。

　　    美国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的惊世之作《亚洲奇迹之神话》认为，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非生产效率的提高。这种不是靠本国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随国内要素动员能力的衰减而趋于下降；而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在高速增长下隐藏的结构问题就将浮出水面，并在外部冲击下引发经济动荡。克鲁格曼的评价似乎有些过头，因为至少日本并非如此，韩国也不完全这样。但东亚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或多或少存在上述问题，必须逐步消除。

　　    第一，减少技术依赖度。就说日本，它有的是“快餐式”人才，却对基础研究重视不足。人口素质较低是东亚各国的普遍现象，而面对新技术的挑战，东亚各国的科技人才明显匮乏，已形成了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瓶颈。因此，东亚国家必须真正落实“科技立国”、“科教兴国”战略措施，培养更多的有创造力的科技人才，抓住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关键。眼下，上海在芯片代工、个人电脑及周边设备等技术层次上还比不过台湾新竹，理应从全球和东亚技术互动角度进行战略定位和超常规追赶。

　　    第二，多层面和多方位开拓国内外市场。东亚各国的国内市场因大力提倡外向经济而相对受到忽视，而开拓国内市场对于应付对外贸易环境条件的变动，稳定本国经济，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作用。对国外市场则应该在继续重视扩展欧美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开拓俄罗斯、东欧、非洲、南亚、南美等地区的市场。我国近年与40个非洲国家经常举行“中非论坛”等活动，上海在非典高峰过后，立即向国外派出20个商务代表团，均显示了这一开拓性眼光。

　　    第三，打造产业的“双头鹰结构”或“鼎形结构”。随着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相对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已不具有竞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知识经济日趋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东亚国家和地区必须突破日本一雁领头的雁形结构，尽快形成由日本和中国领先的“双头鹰结构”，或由日本、中国和韩国三足鼎立的“鼎形结构”，提高产业调整速度，共同实现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理应在其中主动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加快区域合作。东亚各国的文化有一定的相似性，完全可以在投资、技术、货币、品牌、劳力、资源、市场等进行全方位和更紧密的有效合作。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互补型的结构，为建立新的经济技术网络提供了可能性。中国在某些基础科技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前列，而日本正面临着某些“基础性技术”的缺乏，将扩大对中国的依存范围；东盟各国正希望充实“基础性技术”部门，同时也需要日本的技术转移；而中国则要致力于“中间技术”产业，并积极拓展高科技产业。以这种动态相互依存的“技术群体结构”为基础，可以在东亚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合作体系。又如，“东盟＋中国＋日本＋韩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组织的不断完善，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都将为东亚和整个亚洲经济的高效合作提供良好的平台。其中，上海要积极规划好2010年中国同东盟实现自由贸易区后的目标性和过渡性措施。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程恩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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