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吃过的“螃蟹”可多了(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16日09:06 南方都市报

方苞捐给深圳博物馆的特区早期重要文件。　徐文阁　韩一鸣　摄　　本报专访深圳前市委领导方苞，他说自己捐出的历史实物见证了特区往事

　　我们吃过的“螃蟹”可多了

　　【方苞档案】

　　1931年12月生于东莞

　　1966年、1974年和1981年三任宝安县委书记

　　1979年至1984年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等职

　　1984年至1986年任珠海市委书记

　　1986年至1991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1991年至1993年任广东省政法委书记

　　1993年至1998年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7月14日上午9时许，记者如约来到荔枝公园旁方老的住所，72岁高龄的方老虽已满头华发，却是精神矍烁。他此次捐出了很多宝贵的历史实物。作为深圳特区建设最早一批市领导之一，方苞的名字被写进了《深圳特区史》，而“深圳特区史”又何尝不是写进了方老的心里呢？忆及这段历史，方老谈兴甚浓，这场对话进行了3个多小时———

　　收入差异促使农民逃港

　　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更高的发展速度，这就要改革开放

　　记者（以下简称“记”）：方老您好，这次您向市博物馆捐赠了许多特区创建初期的文件资料，您为什么能将这些文件完整地保存20多年？

　　方苞（以下简称“方”）：我十分珍惜特区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我们自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想着要强国富民、民族振兴，但多年都达不到强国富民的目的，百姓得到的实惠太少，而在改革开放后，社会面貌变化非常大，因此我个人认为这段历史很值得回顾，虽然多年来我工作地域变化很大，但还是将当年有关特区建设的文件都尽量保留下来。

　　记：从您捐给市博物馆的那份《关于群众偷渡外逃情况的报告》中，反映出宝安出现数次逃港高潮，因为香港收入比内地高很多，逃港事件是否成为我们下决心改革开放的推力？

　　方：宝安的逃港潮是历史性的，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人民公社化拉平了大家的收入，群众开始逃港。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很多人也跑到香港去。第三次则是在1979年，那时香港物质丰富，而内地经10年“文革”不久，商品短缺，相当一批农民想逃港。群众外逃主要是因为我们经济不发达，当时我们县委、省委以至中央都在思考，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着资本主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应该有更高的发展速度，这就要改革开放，要实施正确的经济政策。

　　群众欲讨边境经济政策

　　邓小平同志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

　　记：我们都把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作为特区正式成立纪念日，但在此前，深圳人早就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探索，是这样吗？

　　方：改革开放是人民群众的呼唤，群众早就提出了改革开放，特别在粉碎“四人帮”后这种呼声更强烈。上世纪60年代3年经济困难时，宝安县委曾实行“三个五”政策，即过境耕作的农民每月可带5次、每次可带5斤或5元副食品入境，同意边境农村实行民间小额贸易、允许在香港销售或在海上交易渔蚝产品，这些变通的边境经济政策，促使宝安县经济形势很快好转，但到“文革”期间，这些政策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农村经济再次陷入困境，逃港农民增多。打倒“四人帮”后，基层干部强烈要求恢复“三个五”政策，要求改革开放，他们说这里生产的菜心被国家收购是4分钱，可卖到香港就是4块钱，要4分钱还是4块钱？群众逃港就是因为两地的经济差距！我们县委调查研究后，深感群众的要求是正确的，搞好经济就要在边防经济上放宽。1977年到1978年间，当时中央和省的领导先后来宝安视察调研，都肯定了我们的意见。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习仲勋同志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邓小平同志对他的提议表示赞同和支持，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到1980年，党中央、国务院就批准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足足划出20年发展空间

　　经国务院批准最后确定了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为特区

　　记：深圳特区范围是如何划定的呢？

　　方：特区成立后，大家对特区范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些人提出，在深圳靠近香港新界的地方（今福田免税区一带）划出一小块建立特区，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特区内不住人。干部们普遍认为这行不通。还有人提出特区包括整个宝安县，这样划分显然过大，不便管理。包括我在内的另外一些人就提出另外一个方案，沿东西向山脉为界，从蛇口到大小梅沙全划进特区，这么大的面积应该能有足够空间让我们发展十几二十年，后来省委同意了这一方案，经国务院批准最后确定了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为特区，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特区范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特区。

　　记：我看到您在捐给市博物馆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大纲》修改稿中有很多细致的修改，凝聚了当年深圳市领导们的心血，这份大纲的既定目标后来都实现了吗？

　　方：我们是在1982年初编写“大纲”的，前后写了8稿才最后制定下来。大纲提出到20世纪末，工业总产值达120亿元人民币；全市建小学65所，中学50所；规划深圳20年内总投资约220亿元人民币等等，后来每个指标都超额完成了。

　　改革开放试验田变色了？

　　这都是“左”的观点，我们对“左”的危害看得很多很深

　　记：建设特区做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就是要敢为天下先、要敢于吃“螃蟹”，方老您还记得特区建设之初都吃了哪些“螃蟹”？

　　方（笑）：吃过的“螃蟹”可就多了。我们引进外资搞鱼塘，让外商来租地种蔬菜，引进“三来一补”企业，从国际商业大厦开始搞城市建设招标，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实行合同工制，打破铁饭碗，全国第一例炒鱿鱼的事就发生在深圳。

　　记：深圳特区建设初期，也出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如“深圳是靠赚内地人的钱发起来的”、“除了一面红旗是红的，其余的都变色了。”特区建设者们有没有因此感到疑虑？

　　方：我们并没有因此感到疑虑，这都是“左”的观点，我们对“左”的危害看得很多很深，这些批评对我们有压力，但我们仍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思想还是要解放，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一定要让外商得到比别的地方更多的利，他才会来投资，才会带动我们的经济发展。

　　小平同志肯定特区政策

　　1984年前我们是探索着建设特区，1984年后思想更解放了

　　记：1984年1月邓小平南巡视察深圳和珠海，并题了词，就像给你们注射了强心剂？

　　方：那次南巡，小平同志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对深圳特区建设的肯定，不仅深圳、珠海，全省都备受鼓舞，成了一个新的转折点，1984年前我们是探索着建设特区，1984年后则迈出了更大的步伐，思想更解放了。

　　记：你认为特区建设都取得了什么成就？

　　方：谈到特区建设的收获，首先是对开放可能带来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积累了很多经验，特别是当时存在不少“左”的思想干扰，改革开放中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也出现了，认为特区就是开放边防，有人趁机走私，经过几年我们克服了这些左的右的思想，实行有秩序的放开和有计划的改革；其次就是特区闯出了一条改革开放的路子来；还有就是特区大力发展了生产力。

　　记：您从1979年1月宝安撤县建深圳市起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到1984年1月调任珠海市委书记，这5年恰恰是深圳特区建立、初创和奠基的阶段，这5年中什么事让你最难忘？

　　方（思考良久后）：我想不出什么事是最难忘的，因为特区改革开放中样样事都那么重要，件件事都那么深刻，每件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都格外珍惜，都难以忘怀。

　　方苞所捐部分实物

　　文件资料

　　《关于设立深圳市和珠海市的决定》（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决定，成立深圳市和珠海市，为县级市。张勋甫任深圳市委书记，方苞任深圳市委副书记。

　　《关于群众偷渡外逃情况的报告》（1979年6月8日）：深圳市委、市政府报告了宝安三次逃港潮的情况，有群众说：“在港做一月，好过在家做一年”，报告指出要“加速边防经济建设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深圳市经济特区1981年工作总结》（1981年12月15日）：深圳成立特区一年后的市委工作总结。

　　《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1982年6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总结了深圳、珠海试办特区两年来的经验，认为两个特区进展较快，要坚定不移地把特区办下去。

　　《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修改稿1982年10月18日）：这是一份深圳经济发展战略报告。

　　生活用品

　　自制木衣钩随身30年

　　说起这个木衣钩，方老可就有些得意了，“文革”时期，方老“靠边站”了，每天回到“牛棚”后衣服都湿透了，却又没地方挂，后来趁劳动时锯下一棵松树的枝杈，先把树皮剥下，再涂上一层光油、圈上绳子就成了衣钩，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自制衣钩，方老带在身边近三十年。

　　棕色毛毯走进博物馆

　　这条毛毯是从方老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跟在他身边，70年代方老任宝安县委书记时要下农村蹲点，他也是盖这条毛毯，到深圳市委当领导时还是用这条毛毯，直到80年代方老到省委任职，这条已旧得脱色的毛毯还是没舍得扔掉，不想最后到博物馆发挥余热去了。

　　解放胶鞋穿坏许多双

　　70年代，方老下乡蹲点时都是穿着解放鞋，多年来也不知穿坏了多少双，而这双是剩下还没穿坏的，1981年的时候，方老就穿着它勘探二线的设置走向，到最后一个点也就是深圳水库，方老拍了张照，脚上就是这双胶鞋。

　　保温饭盒早上装午饭

　　搞特区建设的时候，方老工作很繁忙，有时要外出工作，不能保证按时用餐，他就用这个铁饭盒在早上的时候装好中午饭，等工作忙到中午一两点后才吃饭盒里的饭。

　　两张藤椅不比沙发差

　　这对藤椅是方老1972年从连平山区买的，他喜欢坐在藤椅上写材料、办公、学习，就是坐在这两张藤椅上，方老写下了特区初创时期的不少材料，“藤椅轻便、凉快啊，后来我又买了好几张藤椅，坐着的舒服劲可不比沙发差。”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唐洁　郑丽虹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徐文阁　韩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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