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也要解放思想。这可能是ＳＡＲＳ事件给中国科学界带来的最重要的一个启示。正是在这种信念支撑下，钟南山，这位非常时期的科学斗士，才能敢于在ＳＡＲＳ元凶尚不明朗时坚持新型病毒说；才能敢于在国际同行当初并不看好的情况下，坚持自己总结的皮质激素和无创通气等临床治疗方法；才能敢于在世界卫生组织面前坚持中国内地ＳＡＲＳ病人较低的死亡率……对钟南山的采访整整迟到了一个月。

　　一个月前，科学时报社与中央电视台共同策划了“抗非典科学家论坛”，来北京参加东盟和中日韩非典型肺炎防治高级国际研讨会的钟南山院士是论坛邀请的嘉宾之一。但由于钟院士的日程排得很满，记者的采访被安排在第二天下午他登机回广州前。但由于临时增加行程，等他赶到机场时，已经该办理登机手续了。

　　采访没能如约进行，钟院士表示非常抱歉。但与他同行的人告诉记者，钟院士连午饭还没有来得及吃。于是，采访推迟到钟院士来京参加这次防治非典国际科技研讨会期间。尽管依旧是步履匆匆，依旧是日程紧张，但钟院士还是如约安排了记者的这次专访。采访结束后，钟院士直接与天津科委的人坐上了开往天津的汽车，去那里参加另一个学术会议。这次，他没有来得及吃晚饭。

　　记者：从开始接治第一例ＳＡＲＳ病人，直到最后一个病人出院，在这个过程中，您最深刻的感受有哪些？

　　钟南山：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无论科技人员还是其他任何人，必须实事求是。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做得并不太好，但毕竟最后做到了实事求是。另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因为ＳＡＲＳ问题涉及到病人的生死。

　　第二个感受，是小平同志讲的“解放思想”。这次遇到的ＳＡＲＳ问题，我们无所遵循，书上也没有讲，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靠自己来总结，来观察。观察就得想办法。现在看来，当初根据病人肺活检的情况，以及过去对成人吸收肌窘迫综合症的治疗中大胆采用的这些技术，是比较有效的。这次，我们做了认真的总结。以前，美国人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根本没见过这样的治疗病例，就认为违反了原则。但在这次会议上基本得到了国际上的共识。

　　我想讲一点更突出的，就是对这个低死亡率，我们应该有信心，不要说人家都那么高，你这么低，你肯定错。有依据，就要坚持。

　　记者：您在会议期间提到，误诊等因素会对死亡率的统计有影响。

　　钟南山：误诊的因素是有影响，但我们已经排除了。比如原来广州的死亡率是3．6％，误诊问题解决了以后是5．1％，5．1％和世界卫生组织的15％还是差很远，与香港的17％也还差很远。

　　当然我们不要讲得那么死板，都是由于我们的治疗有效，比如流行病学的病毒毒性都有差别，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有两条非常肯定：一条是我们能够有组织地通过政府行为把一些重病病人集中到技术比较好、训练比较好的医院，而且是通过呼吸科、ＩＣＵ、传染科共同努力，所以死亡率降得很低；第二是我们采用的综合治疗方法的确比其它的强，综合治疗主要有三条，一个是合理使用皮质激素，一个是合理使用无创通气，一个是中西医结合，这方面应该跟国外不同。到这个时候，我的感受就是要相信自己，也要解放自己；第四条比较大的感触就是通过这次考验，医务人员的本来面貌还是能够显示出来的。

　　记者：是不是通过这次防治非典，医务人员的精神面貌发生转变了呢？

　　钟南山：并不是医务人员转变了，而是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了。我曾经说过，这次疾病是搞呼吸的站了出来，如果这是心肌疾病，我坚信搞心脏的那些人一样能够站出来。反过来，说明过去媒体、公众对医护人员有一个偏见，这个偏见是由少数拿回扣、拿红包的医务人员造成的。这是否说明这个群体比其它群体的觉悟更低呢？我认为不是，问题的根源还是体制造成的。国家应该很明确，公立医院应加大投入，私立的应靠市场。这次ＳＡＲＳ反映出国家对医疗公共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现在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比较深刻了。

　　记者：这次您直接或间接地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在感谢您，但您有没有遗憾的地方？

　　钟南山：有。遗憾的是我们的成果、我们的经验没有及时地以论文的形式在国际上发表。虽然事实上我们是最早找到有关治疗方法的，但成果却被人家发表了，现在我们正在想办法弥补。这说明我们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医生都在抢救病人，没有时间写文章。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很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还缺乏这种意识，中国香港，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都有这种意识，新东西马上总结、投稿；我们就没有，只在国内搞搞就完了。这方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记者：非典过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您都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和声誉，请问您有没有压力？

　　钟南山：我不觉得有压力。我现在最大的压力来自于现在能不能及时总结出我们的经验，能不能及时将我们领先的东西继续巩固。对于荣誉，我想得很少，你给了我以后，我也不会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我很少想，有的荣誉都忘了，新闻媒体对我的采访我也很少看。

　　记者：作为一个科学家，您怎么看待合作？

　　钟南山：合作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广泛的协作，包括各方面的，我相信这样的结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飞跃的。因为复杂的病是致命的，若不在短期内解决，对人类的威胁会更大。对人类威胁越大的病，解决得越快，因为大家解决它的愿望都很强烈。我有一个感受：不管是国外、国内，邀请搞协作，大家都很支持，因为这有一个基础，就是通过协作把各方面的力量、特长集中起来，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记者：合作过程中会否遇到一些问题？

　　钟南山：那就是往往受到一个大的牵制：做出来的成果大家能否共享？这是最大的牵制，如果能共享，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协作，但现在没有一个东西能够保障这一点。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拿到样本发表文章时没有提供给样单位，所以人家不肯再给。

　　记者：怎样才能更好地保证合作各方的利益？

　　钟南山：在一个较好的基础上，搞合作必须有很好的合同来保证，合同中必须注意到资源和成果的共享。

　　记者：非典研究，资源共享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有没有很好的资源管理办法？

　　钟南山：据我所知，非典最严重的两个地区——北京和广东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使资源得以更好地集中利用，同时，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至于国家是不是采用这个办法，我希望能够通过科技部、卫生部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从更大范围使更有价值的资源实现统一、整合以及共享。

　　记者：病人基本全部治愈了，那您下一步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钟南山：一个是认真总结，我们要从病人的临床中找出规律；另一个是主持一些攻关，比如疫苗、动物实验等等，相关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多。

　　记者：您怎么看待疫苗的研制时间？

　　钟南山：我想我主要是通过和大家的合作来达到这个目标，我相信时间不会很长。过去一般认为是3～5年，现在这个要比过去短，1年的可能性都有，关键是看做出什么疫苗。

　　记者：在这个阶段，如此密集地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您有什么感受？

　　钟南山：我最大的感受是，假如我能够忠实地向媒体讲我的想法，媒体又能忠实地向公众报道，那么，媒体在抗非典过程中，不论是对学术争论还是对公众正确认识非典都会起到积极作用。换句话说，在防治非典过程中，媒体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关键是我要忠实地向媒体介绍，而媒体要忠实地把这些情况向社会报道。

　　记者：对于我国的公共卫生建设，您有什么建议？

　　钟南山：应该向一些国家学习。比如美国，“9·11”以后建立了很强的预警系统，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尽管它是针对恐怖主义的，但实际上生物恐怖和突发性疫情都有共性。另外，要提高公众对重大疾病的防预意识，公众意识提高了，才会主动解决4个问题：一是注重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二要注重环境卫生，环境是影响传染病传播的重要因素，这次日本没有出现非典，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三要提高免疫力，投入全民健身运动；四要告别民族陋习，比如随地吐痰、乱扔东西、随便吃野味等等，树立中国人的良好形象。（记者/石硕）（来源：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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