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

　　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经验和党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必须深入研究、分析这一科学理论产生的实践基础，以加深对其科学性、实践性的理解和认识，使之成为我们的理论信仰和行动指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历史经验和基本经验的统一、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统一，是对新的实践的理论思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江泽民同志指出，建党八十多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必须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出现，从根本上说都是时代的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对新的实践的新概括。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历史条件以及矛盾特殊性的不同，实践环境和条件的改变，必然促使党思考、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始终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如何在深化改革的形势下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在“四个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下始终保持党员干部政治上的先进性和道德上的纯洁性，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力量等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眼党的建设和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从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并给予回答，为科学地回答和解决这些新问题指明了方向。

　　新的实践外部的显著特征是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它使我国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信息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实践活动包括交往活动的方式和方法，使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交往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今天，人们利用一台小小的电脑，就可以展开世界范围内的交往；人类的实践活动也由经验型转向知识型、信息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工业化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任务。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的艰辛探索和重大发展。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空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吸收和利用这些新的成果，在生产力发展上取得了先发优势，使我国面临压力。所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体制改革必须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条件、创造环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具有非常现实的针对性。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必然大大加快实践活动整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江泽民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大会上专门就经济全球化问题发表了著名演讲。经济全球化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导致了全球循环的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使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

　　闭关自守的国家、民族，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结果必然是历史落伍者。而在开放世界中的民族或国家，可以吸收并利用其他民族的先进成果，获得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遇努力发展自己。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充分利用好国外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经济全球化也存在负面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源和资本流遍全球，产品流向不发达国家，利润流向西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动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经济全球化本身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不发达国家不可能主宰全球化进程。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又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生存环境和发展前途。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全球化竞争，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形成发达的生产力和创造更加灿烂的先进文化。这就提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抓住有利时机努力发展自己，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新的实践内部的显著特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极其复杂的社会实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它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源配置方式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问题。具体地说，要通过经济市场化来实现社会现代化，而市场化也好，现代化也好，都是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的。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还在于，社会主义本身又处在改革之中，而且无论其广度还是深度，改革都是“第二次革命”。当代中国的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革联系在一起，把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到同一时空中进行。所以，新阶段的改革开放的确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特殊而又极其复杂的社会实践，必然带来一系列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等待我们党作出科学的回答。

　　就经济成分而言，我们国家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迅猛发展。如何理解和把握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如何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如何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在新的实践中需要深入研究的新问题。

　　就社会阶层而言，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阶层出现多样化。新的社会阶层的人员，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不同的行业之间、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又出现了如何看待新的社会阶层，如何对待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如何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等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既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又能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营造社会发展的稳定环境。正是回答了这些极其复杂的实践问题，才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沃土之中。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党在新阶段的内容全面、性质特殊的历史使命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邓小平同志设计了分“三步走”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设想，到20世纪末实现了第一、第二步目标。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在十五大报告中勾画出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宏伟蓝图；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深刻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些战略性的思考和新的实践，都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现在，13亿人口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水平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所谓低水平，是指国民生产总值高但人均水平低；所谓不全面，是指生存性需要得到了满足，但发展需要的有效满足还远未解决；所谓发展不平衡，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较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就要解决这些问题，使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数量都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个目标。第一个目标落脚点是“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第二个目标落脚点是“人民安居乐业”，第三个目标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第四个目标落脚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四个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综合目标，反映了现代实践的系统性、全面性；它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了现代实践的主体性、能动性；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及其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反映了现代实践的科学性、长远性，充满了现代文明色彩，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充分体现。

　　这些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并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索与奋斗、光荣与梦想。面对新世纪，我们再次走到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党要承担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实践目标和要求，勾画出中国共产党在新阶段的特殊的历史使命，更加清晰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新的实践呼唤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

　　新的实践、新的历史使命，使党的建设面临新的问题，如我们党如何保持自身的创造力、对人民群众的凝聚力以及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如何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如何依法执政，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如何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等等。如果说在新的实践中，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新的科学理论作为民族的精神支柱，那么，中国共产党则迫切需要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从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从2000年2月的“广东讲话”、同年5月的“上海讲话”到2001年的“七一讲话”，再到十六大报告，江泽民同志集中全党的智慧，从理论根据、科学内涵、基本要求、实现途径、重要意义、如何贯彻等许多方面，深入、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卓越的理论创新性。我们要充分认识、深刻理解其中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实现生产力跨越发展的思想，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前沿进行文化创新的思想，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在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等等。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回答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入探索的科学总结，是立党、执政和兴国三者统一的新的理论形态。我们必须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是不断取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解放军报2003年07月1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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