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子

　　《羊城晚报》昨天爆出一个令人惊骇的新闻：茂名一名男子狂犬病发作，挥刀乱砍路人，无辜者差点惨遭横祸，好在民警以身挡刀，避免悲剧扩大。这是狂犬病惹的祸!

　　昨天卫生部公布上半年全国重点传染病疫情，居榜首的竟是狂犬病，而非SARS，令人颇感意外。《羊城晚报》以“头号恐怖杀手”来定性狂犬病，足见问题的严重。

　　狂犬病正演变成为公共安全问题。一是因为得狂犬病者十个九个要死，二是因为疫情上升。去年全国1122病例，就死了1003例。

　　于是，也有人用“狗患”一词来形容其可怕。

　　狗患问题非自今日始。近年有关“狗事”争论日炽，城市狗只日多。单看我们周围宠物店、宠物医院的增加，就可知形势的变化。

　　依照传统思路，狂犬惹事，拿它正法。所以，每每某地有人发病致死，必上下喊打喊杀；非典期间，多个城市祭出“杀狗令”，连平时宠爱有加的宠物狗也难逃劫数。这其中有多少冤假错案，真是说不清楚。狗是杀了不少，疫情却在增加。何因？恐怕思路有偏差。这好比我们的某些整治，运动一来，歪风得刹，运动一过，顽疾重来。

　　从昨天的报道看，管理滞后成为狂犬问题的主因：如“养犬人由于注册费管理费过高等因素而逃避注册”，部分群众“因为价格较高不接种疫苗”等……看看广州的情况，可以更加明白原委———按有关规定，合法养一条宠物狗，除要交1万元的注册费，每年还要交纳6000元年审费。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比，高出了好几倍。因为狗儿“入户”的费用过高，广州登记办理合法养犬牌的犬只仅400多只。而因被宠物抓伤须注射疫苗的病例高峰期每天达两三百宗。多少犬只没有注册，只有天知道。若要全市清查，兴师动众，成本又太高。于是，管理收效甚微。以限养狗为取向的政策也基本失效，为今之计，唯有检讨管理思路了。你想想，如果我们的计划生育服务费高企，谁愿意去主动节育呢？限制犬只亦同此理。

　　想起不久前五华县乙脑流行，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许多人没有吃药丸而引起的。我们是否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让狗儿先打上疫苗，安全第一，这是制定养狗政策的基点。具体地说，注册费应该降低，服务应该跟上，在政府限养犬只的目标与市民注册意愿之间，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晓航／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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