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文件出尔反尔拷问地方政府公信力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20日13:50 法制日报

　　红头文件出尔反尔拷问地方政府公信力———《贵阳新源股改何以深陷棘丛》报道追踪

　　本报记者杨通河

　　本报今年5月24日以《贵阳新源股改何以深陷棘丛》为题详细报道的贵阳新源股改风波，最近出现了值得人们关注的新情况。

　　贵阳新源股改风波新进展

　　在众多国有中小企业中率先踏上民营化之路和率先“退出国有经济行列”的贵阳新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其几年前轰轰烈烈的“改制”一度是贵阳乃至贵州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经验性“范本”，可在一场因当地政府部门红头文件出尔反尔引发的行政诉讼当中，法院的终审判决确认其依然是“国有之身”。

　　7月初，贵阳新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领到贵阳市中级法院落款日期为5月28日的终审行政判决书，驳回了新源公司要求撤销贵阳市财政局筑国企（2002）10号文的上诉。判决认定：贵阳市财政局以其筑国企（2002）10号文件，“决定1998年新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无效，授权贵阳市商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对新源公司国家股持股经营，”是“对原贵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筑国企字（1998）19号文件的否定和撤销，属其自行纠正错误的行为”。

　　据调查，原贵阳市国资局题为“关于贵阳新源商贸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的筑国企字（1998）19号文，其内容是：一、核定1996年由贵阳新源商场改制而来的贵阳新源商贸有限公司总股本为50万元，其中国家股314200元，内部职工股185800元，截至1997年12月31日，公司每股净资产1.11元；二、将新源公司的国家股按每股1.11元价格转让给公司全体股东，考虑到该部分国家股转让后，公司将承担离退休人员的一切费用开支，结合贵阳市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文件精神，一次性付款优惠20％，国有股权转让价金计279009.60元；三、交纳转让价金，办理股权交接手续，办理国有资产注销登记。

　　2001年9月，贵阳市国资局并入市财政局。同年11月，贵阳市财政局向贵阳新源公司发出筑财国企〔2001〕41号文称：“鉴于你公司已无国有资产，决定终止委派你公司的国家股股权代表。”

　　接到法院的终审判决，新源公司的最大股东兼公司执行董事张洁的第一反应，就是向法院递交再审申请书。

　　新源公司在其再审申请书中认为，“一、二审判决未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诉争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而仅以该行为是行政机关自我纠错为由，维持该行政行为。二审判决为诉争行政行为寻找合法性依据，其审判行为已严重违反《行政诉讼法》，依法应予撤销”。

　　红头文件出尔反尔来回变

　　原国营贵阳新源商场系原贵阳市商委工贸中心下属国有小型商业企业。改制前共有职工113人，离退休职工16人，资产135万元，负债116万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19万元左右，负债率89.7％，同时库存商品中呆滞商品高达42万元。由于内部管理混乱，有的职工一人就拖欠公款近5万元，商场潜亏高达9万元。尽管拥有贵阳市遵义路上黄金位置的17间面积达700多平方米的商业旺铺，但由于经营不善，企业经济效益低下，职工月收入仅150元左右。

　　1996年12月，贵阳市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改革步骤，新源商场“根据上面的动员进行改制试点”，组建成国有控股的新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根据评估，国有资产作价折股31.42万元（不含土地使用权），占公司总股本的62.84％；职工筹资入股18.58万元，占总股本的37.16％。

　　1998年4月，贵阳新源公司进行二次改制，国资局同意31.42万元国有股按每股1.11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全体股东。同年5月底，根据一次性付款优惠20％的政策，公司员工筹资一次性交付贵阳市国资局国有股转让款，买断国有资产。2000年4月，贵阳市国资局与贵阳新源公司在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签订的筑产转合字（2000）第1号“产权转让合同”还规定：产权交易前的债权债务，由新源公司承担；企业的职工由新源公司安置。

　　民营化后，贵阳新源迅速由衰转盛，公司不但消化了42万元的积压商品、还清了95万元的各项贷款，还用赚来的钱新购营业房480平方米。然而，由于前期公司改制“不规范”等弊病埋下祸根，公司内部利益冲突引发了“要么恢复国有，要么均分股份”的“内讧”。看着公司越来越富，公司的部分股东认为，企业增值的资产人人都应该有份。他们指责公司改制搞暗箱操作、不开全体股东大会、不公布公司财务状况、股东从未分红。2001年8月，几名退休职工发起召开会议，随后冲进公司办公室，抢走公司印章和部分财务资料，并到市政府上访，高呼“恢复国营”，声称不做“没娘的孩子”。

　　据了解，新源公司当初改制时，当地政府并未按照国家和省里的有关政策规定，将退休人员从改制的企业中剥离、一次性安置停薪留职人员，对呆滞商品未做一次性核销，更没有依政策用企业存量资产安置职工。

　　2002年1月，贵阳市财政局根据市长办公会的有关决定，行文认定“贵阳新源商贸有限公司九八年国有股权转让无效”，同时认定在事实上已以民营企业身份经营了近4年的贵阳新源公司“仍属于国?锌毓尚灾省保⑹谌ü笱羰猩堂惩蹲士毓晒径怨笱粜略垂竟夜伞俺止删薄Ｋ婧笳赵弁嘶亓斯局肮?1998年受让国有股的价金，却没有考虑贵阳新源公司职工受让国有股权走上民营之路后，企业苦心经营带来的资产增值。由此，在贵阳新源与财政局之间，爆发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民告官”讼争。

　　不能为掩盖错误再犯错误

　　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晓明认为，围绕贵阳新源事件，其产生争议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十六大关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在现代社会，私有财产遭受侵害有三种可能性：刑事犯罪、民事侵权、政府权力滥用。人们可以依靠刑法对付刑事犯罪，依靠民法处理民事侵权，但是对于政府权力滥用，刑法和民法都是无能为力的，而这恰恰又是侵犯私有财产的最深刻最隐蔽最强大的力量。例如，有的地方政府以名目繁多的文件、措施、命令，歧视私有企业，使得私有财产得不到切实的保护。

　　他分析说，在中国，显示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差别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私营经济在当地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例如，2001年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当地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浙江省是84.84％，广东省是74.94％，江苏省是73.51％，分别排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前三名，而贵州省非公有制工业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23.06％，位列全国倒数第七。李晓明说，这类案件如果处理不当，只会对本地的国民经济发展造成潜在的更大伤害。

　　清华大学法学院一位副教授说，“这类案件不仅仅涉及保护私有财产问题，还涉及保护企业家的人身权问题，保护私有企业的合法经营权问题。从这类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侵犯宪法规定的公民实体权利的时候，往往认识不到其行为违背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结果使公民的权利和政府的声誉都同时受到了伤害。”

　　“不能为了掩盖一个错误，而犯下更大的错误，这样只会损及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贵州一位法学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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