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最近有两条对农民工利好的消息：一条是北京的新闻，该市建委下发规定，要求各建筑工程在使用农民工时，用工单位必须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要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及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内容；一条新闻来自青海，该省西宁市某乡成立首家农民工工会组织，通过合法组织形式，依法协调有关部门清收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出面协调、协商外出务工农民伤亡事故赔偿事宜，出面调解劳资、劳务纠纷等。

　　有了作为“维权凭证”的劳动合同，有了作为“组织”、“娘家人”的农民工会，当地的农民工就可以无忧矣？他们的弱势地位会因此得到改变？每年岁末就不必担心自己辛苦一年的血汗钱被拖欠了？就不必以“跳楼秀”这种非法和危险的形式去讨要工钱了？如果把解决年终欠薪难题的期待押在这看上去挺美的“劳动合同”和“农民工会”之上，农民工只能收获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把“劳动合同”和“农民工会”放到具体的欠薪问题中就会发现，这“合同”是纸糊的，“工会”是面捏的。

　　（一）

　　先看看这“劳动合同”是怎么“纸糊”的。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问题：对于农民工的工钱，那些包工头并不都是赖账，而是“拖欠”，拖欠即意味着包工头并不否认欠了农民工工钱，只是今年没有钱兑现，拜托，明年行不行。解决“赖账”问题，合同也许能大显身手，对于“拖欠”，合同的功能就大打折扣了。为什么呢？诚然，合同可以明确地规定劳动报酬的兑现期限和违约责任等等，但是，这包工头一躲或者一逃，这责任向谁去追究？现实中的许多包工头就是用这招对付农民工的，找个地方一躲，执行难的问题让期限和违约责任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再者，在目前的就业形势下，农民工和包工头能签订一个对双方都公平的劳动合同吗？大批的农民工进城，而就业岗位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供给与需求的选择空间让包工头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好的，你建委不是要劳动合同嘛，行，就鼓捣出一个“劳动合同”来，竭尽钻法律空子之能事让合同有利于自己欠薪。进城的农民工文化水平有限，缺乏法律意识，只要能工作赚钱，签就签吧，签啥都行！管他公不公平。即使能够感到合同不公平又如何呢？不签意味着找不到工作。好了，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劳动合同”反而把许多黑心包工头的拖欠和克扣合法化了。

　　(二)

　　再看看这“农民工会”是怎么“面捏”的。

　　农民工会的职能是保护本地外出农民工的权益，当地的农民到外地打工讨不到工钱，这“农民工会”能怎么帮他讨工钱呢？在地区行政分隔的地方保护主义之下，这种保护很难实现。事实上，每年年终各地媒体从功能上都会成为农民工的“工会”，通过各种采访行动帮助农民工向包工头讨要工钱，可是，“工会”的存在并不能阻止每年的欠薪如期而至。解决农民工的欠薪问题，应该是个系统工程，农民工会也好，劳动合同也好，单一的规定对于调整欠薪中复杂的关系并不能奏效，没有公共部门对签订合同过程的制度性监督，就不会有公平的劳动合同，不能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即使有了公平的合同也是白搭，同样，指望“农民工会”起到预期作用也需其他制度的到位。（日京／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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