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悦鹏
我认识贺晋年首长，是1942年春，算起来已有61年。当时，由陕北红军的老部队（警一团、警五团、保四团、保九团），合编为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三旅，贺晋年被任命为旅长。我是旅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贺旅长虽然是军事首长，但对宣传队的工作非常关心，常常去宣传队打问情况，帮宣传队解决一些老大难问题。所以，我们这些宣传员和贺旅长很熟。
1945年秋，我调到旅政治部当宣传干事。11月，国民党住安边城的11旅，旅部率一个团起义，投奔共产党，另一个团驻在距安边不远的小镇宁条梁。这个团的团长长期与共产党为敌，是个死顽固分子，率全团拼命抵抗。我们三旅奉延安的命令派部队攻打宁条梁。这次战斗打得很惨烈。在总攻击的紧要关头，贺旅长亲临前线指挥。我被政治部派去参战。攻城战斗胜利结束，这个团被全部歼灭。战后，贺旅长见到我说，小朱，你别回旅政治部了。我的秘书攻城时牺牲了，你就来顶这个位吧。从此时起，到1947年5月，我给贺老当了一年半的秘书。
贺老是个传奇人物，无论当游击队长，还是当团长、师长、军长，打起仗来，都不要命地拼，人们戏称他是“二杆子”。我们三旅流传他很多故事。他在指挥战斗时，常常要一个机枪手随着他。碰到敌人顽抗，或是攻击敌占的山头、碉堡受阻，他就跑到前沿，侦察好目标，端起机关枪，掩护战士们冲锋。贺晋年这种身先士卒的作风，在东北合江剿匪中，表现得更加光彩夺目。1946年4月，我随贺老从延安去东北解放区工作。同年8月，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要他去合江军区任司令员。他向总部建议：还是让我到野战部队锻炼吧。他说，抗战八年，留守陕甘宁，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没指挥过大的战役、战斗。他这个歉意很强烈。但民主联军总部还是要他去合江，主要任务是剿匪。答应一旦肃清了土匪，后方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就调他去野战军工作。当时，我党我军在东北能不能站稳脚跟，一个关键问题是，能否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而建立根据地，首先要消灭解放区内的土匪，社会不安定，群众很难发动起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东北收编伪军土匪有几十万人，在合江地区就有好几万人。几个土匪大头目，像谢文东、李华堂、张黑子等，都是十几年的惯匪，日本人占领时，给日本人当走狗，国民党来了，又给国民党卖命。还被国民党委任为上将司令官。为了消灭这群匪霸，在友邻部队配合下，贺晋年指挥几个团，并亲率一支部队，奔驰于深山密林。这时正值1946年寒冬，进入山林剿匪，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有时几天几夜，贺晋年和部队一起翻山越岭，进行追歼战斗。一次，在涉过牡丹江时，他骑的坐骑马失前蹄，将他摔到冰河中。战马因疲劳过度，跌入冰水中，随激流而去。贺司令被警卫员和战士们救起来，稍事休息，换了一匹马，又继续追歼。经过半年的剿匪战斗，谢文东等四个土匪头目，全部被生擒，大股土匪基本肃清。这对合江———我们在东北的大后方根据地的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来电祝贺，嘉奖合江军区部队。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负责人在双城召开的全东北师以上干部会上，号召大家学习贺晋年猛打猛冲英勇作战的精神和作风。
我从贺晋年同志身上还深刻感受到他对人民群众的热爱。他是陕北子长县人，自1928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加入红军，就和人民群众的命运连在一起，打仗、行军、吃饭、穿衣、收集敌情，找向导带路、对敌人封锁消息、坚壁清野等等，样样离不开人民群众，他对这个问题是最清楚的。在合江剿匪战斗中，他要我到骑兵大队帮助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大队搞好群众纪律，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地，他只要有空，就要找我了解部队遵守纪律的情况和问题。作战中，他最不放心的是部队在饥饿疲劳、遇到挫折时，对群众的态度不好，从而脱离和疏远了群众。最使他难忘的是，在陕甘宁边区，他在三边分区任司令员时，回延安汇报工作，有一天行军很晚才到目的地。当警卫员请老百姓腾个房间让司令员住宿时，这个老百姓很不高兴，还骂骂咧咧的，贺晋年当时很生气。到了延安，他将这件事报告了毛主席，他认为这个群众不对，给人民军队的干部腾个房间，不高兴还骂人。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说，好啊，老百姓敢骂你这个当大官的了，说明你们是他们自己的队伍了，国民党军队的官，老百姓敢当面骂吗？贺晋年从毛主席这个谈话中，受到深刻教育。他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此后，他经常提起这件事，每到一个新部队就讲，一直到晚年写回忆文章，还讲这个故事，反省自己，教育他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诚恳接受群众的批评。（解放军报2003年07月21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