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

　　原则者，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也。但时下有些“原则”话，说得多了，反而已脱离原则的本义，成了一种套话。

　　比如：“为了认真解决‘文山会海’问题，经研究决定，今后，凡可发可不发的文件一律不发，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坚决不开，可以合并召开的会议决不分别开。”这样的话，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了。但说则说矣，会议和文件并不见减去多少。原来，这句话的关键词在“可”字上。你说这个文件“可不发”，他说应该发；你认为这个会议“可不开”，他说必须开。既然“可”与“不可”的标准是模糊的，那么，“可”的空间就有了巨大的弹性。

　　又如：“凡违反有关规定的，一律严肃查处，该批评教育的批评教育，该进行纪律处分的进行纪律处分，该开除党籍的开除党籍。”这话听起来也是“言出法随”，动了真家伙。但问题就在于一个“该”字。你以为“该”处分，他认为“不该”处分；你以为“该”这样处分，他却认为“该”那样处分。到底“该”还是不“该”，“该”这样还是“该”那样，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再如：“为了扩大决策的民主化，今后，凡需要集体研究的都必须经过集体讨论研究，才能作出决定；凡是需要征求群众意见的，都要以适当的形式和方法征求群众的意见。”这样一来，是不是少数独断专行的领导就再也不能个人说了算了？非也。问题还是在这个关键词———“需要”上。因为“需要”还是“不需要”集体讨论，是“需要”征求群众意见还是“不需要”征求群众意见，都还是由他自己说了算。

　　上述这些“原则话”表面看来决心很大，威力很强，实际上充满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说了这类“原则话”的效果与什么也没有说的效果差不多。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类的“原则话”还有不少，如“原则上”、“一般应该”等等，都是说了等于白说的话。

　　在我看来，既然是原则，就应该来不得半点含糊和模棱两可，就应该有明确的观点和鲜明的立场。比如，什么样的情况要批评教育、什么样的情况要进行纪律处分等等，都要丁是丁、卯是卯才行。问题在于一些同志并没有真正下决心解决问题。他们之所以把话说得模糊，没有操作性，就是为了“进退有余”。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一些干部空话多了，工作虚了，严重影响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上述那样的“原则”话，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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