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改革：利益与理性之争/李宗陶

　　北大改革：商议性民主凸显理性之光/许纪霖

　　演讲／杨东平

　　背景

　　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它有一个二维的坐标。横的方面，就是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

　　今年，18-21岁的青年人中，在校大学生的比例达到了15%——这个比例在1990年制定十年规划的时候，是计划在2010年达到的。后来把这个时间提前到了2005年，现在到2003年就提前实现了这个目标。按照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分类，他把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5%以下定义为精英教育阶段，15%-40%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高于40%为高等教育普及阶段。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今年起事实上进入了一个大众化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那么纵轴是什么呢？就是确定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新目标，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目标是在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提出来的，所以称之为“985工程”。就是国家集中力量重点建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大学，在3年时间内各投资18亿元，争取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随后，想要“创建世界一流”的高校不断增加，成为“2＋7”、“2＋8”，或是“3＋8”，现在进行重点建设的高校已经达到十几所，大多采取教育部和地方共建的方式，投资强度约为11亿-13亿。

　　但是，仅仅这两个维度并不足以显示高等教育的全貌，还有第三个维度，就是教育品质的变异。90年代以来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教育作为社会公器的公信力、学校作为文明教化的道德源泉、作为“最后一片净土”的良好声誉已经荡然无存。在一些地方行业风气的评比中，教育成为群众反映最为强烈、腐败最为严重的领域，有“眼镜蛇”之称。大学校园里乱相丛生、公司林立，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造成文凭贬值，大楼高耸而大师稀少，令很多人都深感忧虑。

　　过去，说到教育存在的问题，就是一句话：缺钱。对于建设高水平的大学，钱无疑是很重要的。清华、北大的18亿，很多人盯着，与希望工程相比，觉得是很大一笔钱。我们不妨做一个比较：香港中文大学2000年一年的教育经费是150亿港币。更不用说美国的名牌大学了。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就教育投入而言，中国高校和世界一流大学是不具有可比性的。

　　但是，钱固然很重要，但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否则，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应当集中在富裕的海湾国家。我们也可以反问，在物质条件远远不如现在，甚至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当时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何以能造就那么多大师，产生那么多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可见，还有比钱更重要的。

　　演变

　　当前中国高校出现的问题是整体性的，具有共性的。它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

　　80年代之后新的政治路线和教育方针确立，教育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转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发展经济和科技服务，教育从政治工具转变为经济工具。在全社会性的经济至上的发展理念中，大学被单纯地视为经济振兴的加速器和科学技术的“孵化器”，工具理性占据压倒地位，极大地改变了高校的宗旨和面貌。另外一方面，商业化和社会腐败严重地侵蚀着大学的价值和行为，无奈的“自救”逐渐变成主动的盈利自求，各级领导的实际重心、兴奋点往往在“创收”，注水文凭、钱学交易渐成气候。

　　造成大学日益严重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即9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滞缓，致使高校官气弥漫，“官本位”严重回潮，达到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程度。一个突出的例子，90年代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通过高校的下放、合并等打破部门办学、条块分割的弊端，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在教育部，部门办学的陈旧体制反而得以强化：教育部直属高校从原来的36所增加到了71所，以至于一些外地高校建立了驻京办事处，所谓的“跑部(步)前进”。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在高校内，一个处长、副处长的发言权远远大于教授甚至院士。一些青年人并不安于做学问，而更愿意当官，因为成为“长”之后，高级职称、科研经费、学术成果等等就都有了。很显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否则，国家花多少钱也不可能通往“世界一流”。

　　使命

　　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而言，其任务就是重建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

　　我们对现代企业制度已经非常熟悉，但对什么是现代大学制度仍感陌生，甚至心有余悸。大学制度也有一些基本特征，如果不具备这些基本特征，我们就说它不是大学，它只是一个教育工厂，或者职业培训中心；是一个古代大学而不是现代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的特征，简而言之，就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生自治”等等，其核心价值是“学术自由”。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这一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实行了几百年，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也实行了几十年。

　　从德国的洪堡确立了学术自由的价值，它便成为现代大学的基本准则。美国大学的“三A原则”是“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学术自由”的确立有一个过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关节点。1901年，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因发表关于中国移民问题的言论触怒了校董斯坦福夫人而遭解雇，在当时酿成了很大的事件，引起教授们的抗议。在杜威等人领导下，成立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发表著名的《1915宣言》，确立了终身教授制度和保障学术自由的原则。所以，美国的终身教授是为保障学术自由、抵制非学术力量的干扰而建立的，与我国的“铁饭碗”不是一回事。

　　大学精神是由大学功能所决定的。因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探索和追求真理的场所，而探求真理的前提是自由。大学的学术自由价值是有制度保障、并通过专门的制度来实现的。这一制度就是“教授治校”的制度。学校基本的决策权、管理权、教学科研的重大问题以及教师聘任等等权力是在教授会，教授掌有学术权力。早在1912年，中国现代大学建设之初，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亲自起草的《大学令》，就奠定了这一制度，规定“大学设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正是由于这种制度文明，出现了二三十年代大师辈出、风云际会的文化高峰现象。

　　制度

　　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科技并不会自动成为生产力，它转化成生产力需要一个恰当的制度环境。目前我国高校的许多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就是因为制度环境的缺陷。显而易见，在我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相当长的时期内，陈旧体制、制度的束缚仍然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瓶颈；体制、机制、政策等制度层面的改革，仍然是对社会生产力最重要的解放。

　　清华大学的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提出，在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已经失去了当初的针对性。相反，各级政府正在陷入经济至上、对GDP的狂热追求之中。今天的政府应当超越唯经济论，以建设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为主。我们应该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就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为“以制度建设为中心”。说得非常准确。

　　“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对于大学就是重建现代大学制度。一个没有确立学术自由价值，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利的大学，不可能是现代意义的大学，与“世界一流”更是无缘。

　　我个人认为，在北大这次制度设计中，真正有创新价值的，是确立了院一级的教授委员会，建立了教授委员会对教师聘任和学术评价的权力。当然，这只应当是教授会的功能之一，真正意义上的教授会，不仅是一个评议机构，而是一个决策机构。在今天我国的现实中，确立学术自由的价值、教授治校的制度，涉及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利的划分；此外，它还牵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党对高校的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

　　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必须触及重大问题，否则不成其为改革。改善党对高校的领导并不是什么新问题。1980年，邓小平就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他明确地说：“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军队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如果今后继续实行这个制度，那末，工厂的车间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班组里边是否也要由党支部或者党小组领导？同样，大学的系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作用？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工厂和大学的工作？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可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原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70页)。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树立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的目标。当时，全国有100多所高校进行了党政分开、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改革。其中比较著名的如深圳大学，它探索了一种新的学校管理模式：党委治党、教授治学、校长治校、学生自治。当时，我们都去深圳大学取过经，真是大开眼界。它成立的学生自律委员会有权讨论、决定对学生违纪行为的惩处，学校的食堂、体育馆、酒吧、书店、图书馆等都由学生自我管理，包括扫地的、食堂里卖饭菜的，都是在校学生，难以想象吧。但在不久前，深圳大学出台了一个新规定：大学生在校内不许接吻拥抱。从深圳大学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的变化，或者说退化。

　　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家举办的高校实行中国共产党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法律的形式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固定下来。但是，它并没有规定在学院和系一级实行什么样的管理体制。

　　2000年6月，一场静悄悄的改革在东北师范大学进行。学校党委、行政发文，在学院和系一级成立教授委员会，学院(系)实行教授委员会决策基础上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东北师大的改革没有像今天的北大引起这么大轰动；它在现实中究竟运行得如何，也没有更多的信息；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惟一在院系一级实行教授委员会制度的高校。这种首倡精神、探索精神和实践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它提示了一场渐进的、有操作性的制度改革是有可能的。

　　在我国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改革之难可以想象。虽然北大这次进行的还只是比较基础的人事制度改革，但它有可能指向一场真正的改革。北大重新燃起了一种希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只有北大能做，因为她有一个伟大的传统，有高贵的文化基因，在特殊时刻，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品质。我们有理由对她抱有希望。(整理：李宗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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