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学问不过两种形式而已：一是发现一般人难以发现的事实，一是对各种事实发生的机理给出解释。做这两件事情，人们之间会有一个水平的高低，但高的也高不到哪里去。一个发现，一个解释，只要闻所未闻，又符合人的思维逻辑，就应该受到尊敬

　　    宽容不是说不与别人争论，而是不在争论中拿对手的能力和人格开涮。宽容也不是谨小慎微，一味迎合别人。讲宽容应该有一个边界，因为有的愚蠢不是智力低下造成的，而是利益关系作祟

　　    宽容有一个底线：不饶恕那些危害社会、包藏祸心的东西。在那种严重缺乏民主自由的社会环境里，对这种人讲了宽容，学术界真正的宽容就无以存在了。如果把握不好，我们会为宽容付出沉重的代价

　　    

　　    前不久，读过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旧作，沉吟再三，不免感慨、自责。他写了他所喜欢的三个女孩子，她们对季先生的崇敬引得季先生发了这样的感慨：我常常信口开河，说了许多并非深思熟虑的话，让这些孩子们认真了，但这些话一定会让同行专家们很不以为然甚至恼怒的。好像季先生对于受同行批评并不在意。但往深里想，季先生的话包含了对学者们的所谓批评是有看法的，但这不是因为他以为自己讲得无懈可击，而是觉得同行们不知道宽容。

　　    我的确领教过季先生的“信口开河”，例如他大概说过，中国人使筷子是“综合”，西方人使刀叉是“分析”，还说过“一句‘论语’治天下”。这些话当然是可以认真计较的。分析和综合大概难以分割开来；一切理性的思考都既要综合，又要分析。比较起来，倒好像是中国人的思考多了一种浪漫主义，而西方人的思考则更多的是理性主义，但这种差异不是来自所谓民族素质的差异，而是来自制度环境对思维的影响。至于“治天下”，从来是利益集团纷争的结果，最终与什么“至理名言”无关。如果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走歪了，那不是因为缺少孔子或苏格拉底这样的天才，而是因为缺少把天才用起来的社会条件。有了这样的看法，我当然不肯承认季先生的话了，好像自己比这位大牌学者的学问更好，还好像季先生有点名不副实。

　　    再思考，我发现自己荒唐，根本就不必去计较谁对谁错。就人文学科来说，把那些名头最大的论著搬来，与真理之间也不是“零距离”。盖学问不过两种形式而已，一是发现一般人难以发现的事实，另一是对各种事实发生的机理给出解释。做这两件事情，人们之间会有一个水平的高低，但高的也高不到哪里去。一个发现，一个解释，我以为只要人们闻所未闻，又符合人的思维逻辑，就应该受到尊敬。一个学者好像不必让自己背负发现真理、普渡众生这样的过于崇高的使命，花些时间做点“苦事”是应该的，但常常来一些天马行空、风马牛不相及一类的思考，也很不错。苦思冥想未必正确到哪里去，异想天开也未必荒唐到哪里去。再说，荒唐十次所引发的一次智慧之光之闪现，也要比一百次的平庸思考更有价值。但求思考，勿论真理，也许更值得学者遵守。我们会在不经意中接近真理。

　　    诺斯在他的名作《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中说：在充满着大量信息的当今世界，学者们对假说提出明确的验证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何况解释连续几个世纪变化的假说是大量的、复杂的。我相信诺斯讲的是真话，但这不妨碍诺斯写出一部又一部受人欢迎的著作。我注意到世界大牌经济学家大都有类似认识，也大都勤于思考，勤于著述。

　　    有了上面这样的认识，学者会变得宽容一些。让学者在学术问题上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先树立类似季羡林先生那样的认识态度，恐怕是最重要的。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知识界人士最当紧的问题是道德，还说知识分子互相倾轧的时候比别类型的人更加残酷，而举的例子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我怀疑这种说法，也不赞成总拿知识分子的道德来说事。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本来不是一种单一的角色，相当一些人只是出身知识分子，后来便进入了其他领域，例如进入了政治领域。所谓“残酷”，是那些进入政治领域的知识分子的行为，他们的行为由那时的政治规律来决定，他们的道德也不比别人更坏。而政治家的行为在总体上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恐怕是由政治体制决定的。我注意到，上世纪极左狂热结束、政治渐显清明之时，倒是有不少离开政治的知识分子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忏悔，而其他领域该忏悔的人士则不肯忏悔。说这番话的意思，是说那些真正从事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的人士有一种宽容的态度，既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

　　    宽容不是说不与别人争论，而是不在争论中拿对手的能力和人格开涮。宽容也不是谨小慎微，一味迎合别人。很多杰出知识分子常强调自信对于知识创造的意义，甚至有高斯那样的数学家把“骄傲”看作一种“伟大的心灵”。他们乐于和别人去争论，某些人的个人风格还可能难以被别人接受。但是，也就是这些大学者常常悲天悯人，在总体上看轻人的智慧以及这种智慧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讲宽容应该有一个边界，因为有的愚蠢不是智力低下造成的，而是利益关系作祟。我们自然想到鲁迅先生。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鲁迅选择了特殊的岗位——专门找一些不可饶恕的愚蠢与私心与之交锋，终生战斗不已。他在临终的日子，也说他决不饶恕那些论敌。这与“宽容”精神并不矛盾。宽容有一个底线：不饶恕那些危害社会、包藏祸心的东西。混迹于知识界的一些人并不在做学术，他们把学术作为一种进身阶梯，完全为一己私利经营“学术”。在那种严重缺乏民主自由的社会环境里，对这种人讲了宽容，学术界真正的宽容就无以存在了。

　　    上一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学者房龙写了大量通俗作品，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他的几部作品对中国同时代学者也有很大影响。他的《宽容》一书，被人评论为“法典”式的著作。他这样定义“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于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但在1940年他的书再版的时候，正值法西斯横行世界，房龙发出感叹：“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是的，如果把握不好，我们会为宽容付出沉重的代价。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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