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登封铁路征地款问题调查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23日16:15 南京《周末》

　　本报特派记者陈磊河南登封报道王东岳、刘河川、刘学仁几个人被以职务侵占的罪名逮捕入狱，这几个人都是农民，几个上访的农民。上访是想告一件事——政府侵占了大笔征地补偿费用，他们手上有证据。当地政府给了他们20万，名义是用来造地的。几个农民拿到了堵嘴钱，不再上访——

　　“这件事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还有新闻价值么？”河南登封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铁路公司）总经理郭拥军在办公室来回踱着步，一手托腮，有些疑惑地问记者。

　　“这件事”确实是一件往事。

　　1998年12月8日，铁路公司因为修建登封地方铁路的需要与登封市人民政府签订《登封铁路马岭山至白坪段征地拆迁包干协议》，协议中明确规定平均每亩征地补偿费8500元，然而，在登封市政府2000年1月27日的“登政20004号”文件中，征地补偿费却变成了耕地每亩4300元，无收益土地每亩1000元。

　　这个变化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政府官员告诉记者的是：“集体研究决定”；许多铁路沿线被征用土地的村民更是迷茫，感觉“征地补偿款老是少”，原因谁也说不清楚。

　　这不是矛盾的焦点。

　　一宗农民涉嫌贪污案却让此事显山露水。

　　7月16日，登封市东金店乡库庄，阴雨绵绵。一场波及登封乃至河南的轩然大波正由此地而生。

　　一场“蔬菜大棚”的官司

　　王东岳，库庄村六组的普通农民。或许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竟然因犯职务侵占罪而被登封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一审判决后，王东岳提起上诉。

　　但他依然忘不了自家那个被建铁路征用的蔬菜大棚。

　　许多事情因此而起。

　　王的家人告诉记者，2000年时，因为登封铁路建设，征用村里100多亩地，其中包括他们家的蔬菜大棚。征地补偿标准本来是按照登封市政府“登政20004号”文件执行，但许多群众认为标准太低，于是三组、五组、六组一部分村民自发进行上访。自己家的蔬菜大棚拆了建铁路却没有被赔偿，王东岳很是不满，于是将铁路公司告上登封市城关法庭，王东岳胜诉。但铁路公司应诉的人告诉王东岳，他们再赔偿其实很“冤枉”。因为铁路公司已经与登封市政府签订协议，蔬菜大棚该由政府来赔。该应诉人把协议拿出给王东岳观看。

　　协议上明确写着：为了如期完成登封铁路马岭山至白坪段工程建设任务，根据依法、求实、低限原则确定补偿标准，经甲（登封市人民政府）、乙（河南登封铁路有限公司）双方协商，就其征地拆迁协议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照执行……平均每亩征地补偿费8500元（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包干费用总计24607868元，该费用由甲方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该费用的具体补偿、分配使用办法由甲方决定。甲方负责将集体和群众应得款项落实到村、组、户。

　　王东岳震惊了。

　　这份协议以前他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复印了一份协议。王的家人告诉记者，这件事应该是在2000年的上半年。

　　记者从当地一些村民手中看到的这份协议书复印件上面，丝毫没有加密的字样，只是写着“本协议一式十六份，甲方执二份，乙方执十二份，省土地局一份，市土地局一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地补偿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直至记者在库庄以及其他乡镇采访时，依然有许多群众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这份平均每亩征地补偿费8500元的协议。只是觉得“补偿老低”。

　　铁路公司一位工作人员说，作为他们公司来说，没有义务对协议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让所有征地群众都知道，毕竟他们公司是一个企业。

　　另一位“涉嫌贪污”的库庄村三组农民刘河川的妻子文珍告诉记者，王东岳这位精明的农民得到协议后，凭直觉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并没有将这份协议立即告诉其他上访村民，而是秘密找到她的丈夫刘河川商量如何继续上访告状，后来三组另一位农民刘学仁加入。刚开始他们看到这份协议都很震惊，协议和市政府制定的赔偿标准竟然有如此大的差价！

　　“善意愿望”与“错误举动”

　　平均每亩补偿8500元钱如何变成了4300元？截留的巨款又到哪里去了？

　　在登封当地群众提供的一份《登封市铁路马岭山至白坪段征地拆迁协议的补充协议》中记者看到，协议中共征1708.946亩耕地，非耕地145亩，平均每亩征地补偿款8500元，合计15758541元。第10条这样写着：“经甲（登封市人民政府）、乙（铁路公司）双方协商，耕地每亩抽出3200元，非耕地每亩抽出7500元，计6556127.2元，核减不在概算范围内的造地费100万，各类费用的不可预见费100万，环保、林业等项规费28万，计4276127.2元，作为甲方对登封铁路的投资。”

　　答案很明确：登封市政府从中截留400多万用作对铁路公司的投资。

　　据铁路公司的人介绍，整个马岭山到白坪段铁路总长31.302千米，共涉及登封市四个乡镇，沿线群众达几万人之多。

　　7月17日，记者在铁路公司采访时，该公司总经理郭拥军也向记者证实，登封市人民政府确实从征地补偿款中拿出一部分用作对登封铁路的投资，也就400多万吧。加上1994年登封市集资投入的300万，在铁路公司共有700多万的投资，占公司股份的1％左右。

　　“尽管政府这样做可能有些不对，但是登封市对于修建铁路的热情还是应该鼓励的。”郭拥军说。

　　登封市委、市政府对登封铁路建设的确大力支持。在铁路公司提供的材料中，有这么一段表述：“1999年12月，登封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政委、市长为指挥长，几大领导班子参加的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2002年底，登封市委、市政府成立了铁路建设协调领导小组。2003年上半年以来，张学军书记、陈松林市长等领导对登封铁路建设极为关注，多次到铁路建设现场办公。”

　　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铁路公司人员告诉记者，由于登封铁路是我国第一条以国家和地方合资建设方式运作的地方铁路，在国家注入资金的同时，必须有地方配套资金投入。早在1994年铁路公司成立时，就是由于登封市对于建设铁路的高涨热情，发动全市干部群众进行集资，最后集资300万，作为登封市第一笔投入登封铁路的资金，才引来国家注入2.08亿的资金，为铁路公司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到了1998年，铁路公司资金又出现缺口，为了争取3.8亿的国债资金，地方必须配套投入。当时登封市地方财政吃紧，一时拿不出钱来，市委、市政府领导曾设想以土地作为投资，后来不知怎的就将征地补偿款的一部分“变通”做为地方配套资金入股铁路公司，这样才引来3.8亿元的国债资金。

　　“这是救了我们一命啊！”这位工作人员感激地说。

　　一位当地律师将登封市人民政府的“变通”做法戏称为“善意的愿望、错误的举动”。

　　“变通”的举动以及“登政20004号”中的每亩地补偿4300元的标准又是如何出台的呢？

　　7月18日，登封艳阳高照。

　　曾任政府分管土地副市长的登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安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刘安杰说，由于铁路公司不可能与每一个被征地、拆迁的农户签订合同，所以登封市政府出面进行总协调，然后逐级包干到各个乡镇、村组。刘安杰承认他曾经代表登封市政府与铁路公司签订协议，但是从平均每亩地征地补偿8500元下调到4300元的“登政20004号文件”出台则是“经过集体研究做出的”。

　　“这么重大的事情，如果没有领导研究决定谁又能拿出这个方案呢？当时会上并没有反对意见。”刘安杰强调说。

　　刘告诉记者，当时登封市四大领导班子的主要领导都参与了“登政20004号”文件的研究、决定。但是为什么没有把平均每亩补偿8500元的协议以及“变通”乃至投入铁路公司入股的整个决策过程公示出来？刘回答得很含糊，只是说“工作没有做到家”。

　　不过，刘安杰承认，当时登封市确实财政吃紧，一时拿不出与国债资金配套的地方资金，于是领导可能就想出了将征地补偿款挪用作铁路投资的变通之计。但是这些资金注入铁路公司后谁是股权的受益者，整个利益分配是怎样进行的，还有1000多亩耕地，3200元加上4300元与8500元之间的差价，刘安杰说他也不大清楚。

　　上访

　　2000年。

　　此时，登封市委、市政府的20004号文件新鲜出炉，而登封铁路马岭山至白坪段沿线被征地的村民们则陷入另一种奔波。

　　库庄村的村民告诉记者，2000年征地赔款刚开始时，村民觉得赔得太少，于是就自发推举出15名代表进行上访，要讨个说法。当时村委尽管没有明确支持村民上访，但是库庄村党支部书记冯西彬在群众会上表示村里面可以解决一部分上访费用，于是村民们上访很起劲，先后去登封市、郑州市、河南省、国务院等有关部门上访。

　　据刘河川的妻子文珍回忆，村民曾上访到河南省土地局，局里有关领导看过上访材料后，曾写过一封信，大意是说登封市征地补偿大大低于我国土地法规定，要求登封市尽快拿出处理意见。但是这封信交到登封市信访办后毫无结果。

　　一次次无功而返，上访村民逐渐减少，最后只剩下6个骨干，继续坚持上访，这其中包括王东岳、刘河川、刘学仁、王进宝等。

　　刘河川的妻子文珍说，当时王东岳、刘河川、刘学仁三人拿着协议书上访到登封市信访办，要求政府补偿低于8500元的征地款。信访办的干部赵俊生接待了他们。当他们拿出协议书的时候，负责信访的干部也很惊讶，当即表示要向市委领导反映此事，并且赵俊生告诉这几人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个协议，两天后再来信访办等消息。据赵俊生的上诉状回忆，这大约发生在2000年四五月份。

　　于是王东岳、刘河川、刘学仁三人几天后再次来到信访办，赵俊生告诉他刘安杰副市长不在（其时刘安杰任登封市主抓土地的副市长），过几天再来。

　　几天后，他们见到了刘安杰。据熟悉王东岳的村民介绍，当时他们三人就拿出协议，提出政府赔偿之事。刘安杰则告诉他们，市里财政吃紧，政府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市长外出学习去了，要等到市长回来再来解决这件事。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三人又一次找了刘安杰。

　　文珍告诉记者，她丈夫见到刘安杰副市长的时候，曾提出全市所有征地每亩都扣下4200元那总共有多少钱被截留的问题。三个上访的农民还问如果这个协议让铁路沿线群众及新闻单位知道了将会怎么样。刘安杰当时说，你们不要急，我将这事到市委常委会上反映一下，两天后给你们答复，你们不要到市委来了，有事情电话联系就行。目前财政吃紧，市政府不可能按你们的意见去做的。当时王东岳、刘河川、刘学仁三人则提出，如果依照市政府与铁路公司的协议，政府要拿出很多钱来，但是如果私下解决，不必拿很多钱。

　　刘河川在后来给检察院的情况说明中，这样供述：“刘市长微笑了一下，只问了一句，用什么名义去解决。我们说可以用造地费（记者注：造地费又叫耕地开垦费）的名义。刘又问，你们能保密么？我们说，目前材料只有我们三人知道，我们可以给你们交回。刘市长没有多说就让我们回去了。几天后，通过手机与刘市长联系，刘市长说，款已通过土地局拨给你们乡土地所。问土地所，土地所说必须由村办理手续。我们找到村支书冯西彬，冯开始说每人只2万，不同意。一个冬天的早上，冯将我叫到其家中，告诉说乡里面意见是必须有一个分配表，谁取款，谁签字。”

　　刘安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他的确接见过这几个农民，也知道给这三人一定费用，数额不太清楚，因为具体操作都是由乡领导来处理的。刘说首先是由乡里面有关领导提出给三个上访反映问题的当事人一定费用，妥善处理这件事，希望达到保持稳定的目的。

　　不过，库庄村民那里是另一种说法。

　　冯西彬的上诉书上写明：2000年8月的一天，东金店乡副乡长兼土地所所长申洪涛通知我和村长王九到乡里，见面后才知道是让做上访人的工作，这样前后召见了几次。第三次，乡里说给他们解决5万元上访费用，上访人不同意，后来逐渐加码到10万，上访人还是不同意。同年10月的一天，东金店乡党委书记王建平通知我到他办公室说事，原话是你村上访问题，你一定重视，出了乱子对你不好。按协议铁路全线要赔很多钱，市里面赔偿不动，铁路又是重点工程，市长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让乡里解决，不管怎样乡里给你20万让你解决到底。说着，把东金店乡乡长李建功、副乡长申洪涛叫到办公室，当时我提出20万元钱按土地占用面积平均补偿，领导说那样会在全乡铁路沿线引起不良反应，会出大乱子，麻烦更大。以上访人不上访为原则，还说这个事情你一定要保密，包括村主任都不能知道。

　　20万造地费与农民涉嫌贪污

　　冯西彬的家人告诉记者，冯西彬作为中介人多次与上访的王东岳、刘河川、刘学仁三人以及乡里领导协商，最后达成一致，以20万元造地费的名义分发给三人。

　　冯西彬的上诉状也表明，达成一致意见后，三位上访人为保险起见让办放心手续，由冯西彬造表，王东岳、刘河川、刘学仁三人签字交给申洪涛。后来又经过土地所修正，注明分配表附后。20万元造地费由东金店乡土地所副所长梁天俊从登封市土地局财政上领走转入东金店乡土地所账户上，后又转入冯西彬个人名下。

　　东金店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说，当时冯西彬来土地所领钱的时候，梁天俊生怕钱用不到造地上，曾提出将钱加土地所密码，遭拒绝。当时这拨给库庄20万元造地费的事整个乡政府只有书记、乡长、副乡长申洪涛、土地所梁天俊4人知道。（上接第3版）

　　采访当中，记者见到了这份村民提供的“保证”。上面明确写着：因登封铁路占用库庄村部分生产组耕地较多，请上级有关部门补偿造地费用贰拾万元后，我们保证做好群众工作，不再因铁路占地费用赔偿标准原因上诉，保证造地九十亩到位。落款单位为东金店乡库庄村委。后面的附表为王东岳领取8万元，刘学仁领8万元，刘河川领4万元。最后落款日期为2000年10月10日。

　　库庄有村民告诉记者，冯西彬作为中间人，感觉在这三人获得20万元造地费的时候他出了不少力，应该分一杯羹，于是从中拿走了4.5万元。王东岳实际分得10万元，刘河川分得2.85万元，刘学仁分得2万元。

　　“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直到去年他们几个被检察机关逮捕，我们才知道事情真相。”一位村民感叹着说。

　　“大概是2000年八九月份，王东岳、刘河川、刘学仁三人不和我们一起上访了，大家都很奇怪，当时我们还不清楚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王东岳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协议书，而且分到了钱。并且村支书也不让我们上访了，更不要说支持了。”一位当时参与上访的库庄村民这样告诉记者。

　　在获得“造地费”之后，王东岳、刘河川、刘学仁三人不再上访。但是上访的另一拨王进宝等三人依然没有停止上访活动。

　　保证书上明确写明“停访息诉，不再上访告状”，但是村里面依然有人继续上访，怎么办？

　　上访村民王进宝说，因为我们继续上访，他们四个人没有办法了，怕暴露出私分20万的事，就给登封市信访办干部赵俊生6500元钱让赵堵我们的嘴巴。得到钱后，我们想这钱来路不明不白，就更加坚信他们私分钱了。要不私分，他们咋会给我们钱？我们就更加起劲上访，后来上访就是告村支书等人私分20万，后来检察院就开始查。中间间断一段时间，我们就又继续告。

　　记者在采访中得到的另一种说法是，王东岳等四人分钱后，有一次王东岳酒后失言将通过协议换钱之事说了出来。其他村民知道后就上访、告状，然后登封市检察院就开始介入。这个时间持续长达一年多。

　　2002年8月20日，库庄村支部书记冯西彬、农民王东岳被拘留，同年9月4日双双被逮捕。刘学仁和刘河川都于2002年9月11日被捕。登封市检察院指控四人的罪名都是“涉嫌贪污”。造地费还是保密费？

　　记者在登封采访的时候，冯西彬的家人以及一些知情的群众都认为20万元的造地费实为“保密费”。那么20万元钱究竟是造地费还是保密费？

　　当地一名律师说，这件案情其实很明朗。首先，库庄村根本不具备造地条件，无法完成造地90亩的任务；其次，就费用方面来说，用20万元如果能造90亩地，一亩地的造地成本只有2000多元，每亩地征地赔款4300元，根本不合逻辑。

　　冯西彬的辩护律师苏万寿认为，从涉案20万元款项的拨付程序上看，也证明该款项不是造地费。《河南省耕地开垦费、土地闲置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耕地开垦费的使用，首先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土地开发整理规划和年度计划，提出具体的耕地开发整理项目和资金使用计划，进行公告，拨付金额按开工付30％、中期付50％、验收合格付20％的比例分期拨付。但是这起“农民涉嫌贪污案”整个资金拨付是从登封市土地局财政那里直接拨到东金店乡土地所，然后打入冯西彬账上，丝毫没有按照正常的造地费拨付程序走。

　　东金店乡副乡长兼土地所所长申洪涛承认，就拨付给库庄的造地费来说，确实没有依照正常的程序来走。但是当时情况比较特殊，群众反映比较急，所以造地款就直接拨付给库庄村了。但是这笔钱是公款，是为了解决库庄占地问题，通过市委、市政府协调拨给库庄用于造地的，并没有说让冯西彬给他们分钱。

　　东金店乡原乡长、现登封市林业局局长李建功告诉记者，当时库庄群众上访后，刘安杰副市长就把他和王建平书记找去，说库庄群众上访了。市里研究以造地补助费的名义给库庄村委解决20万，让村里造地。就这20万元的造地费而言，没有丝毫问题，国家的钱不该花，这一点很明确，倒是有些干部群众经受不住金钱的引诱。

　　东金店乡原党委书记王建平在接受检察院询问时，表示他从未听过任何保密费的说法。

　　该案何时有说法？

　　登封市检察院于2002年9月18日对冯西彬等四人提起公诉。公诉方认为，2000年10月10日，被告人冯西彬从登封市东金店乡土地所领到登封市土地局付给库庄村委造地补助款20万元，不交村委入账，而同被告人王东岳等人私分。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2条、383条第1项、第25条第1款的规定，构成贪污罪。遂提起公诉。

　　2003年4月3日，登封市人民法院做出刑事判决，认为被告人冯西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王东岳、刘学仁、刘河川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政府拨付给本村的20万元造地补助款私分，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职务侵占罪。检察院指控四人贪污罪不能成立。判处冯西彬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王东岳五年，刘河川两年零六个月，刘学仁一年零六个月。

　　记者在采访中获知，目前四人均已上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等待二审判决。那时，这20万元究竟是造地费还是保密费将有一个公正的说法。

　　目前，就登封市截留挪用村民征地补偿款一事，河南省省长李成玉批示“不得轻易伤害群众利益”，要求有关部门妥善解决此事。登封市政府也已作出决定：由政府筹集资金，将已入股的铁路征地补偿款全部退还给群众。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是在此类事件中登封市当地一些官员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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