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现在社会要搞事，讲一个“法治”，就是要尊重法律，按照法律来治理。

　　正巧我们先秦的诸子百家，有一家就是“法家”。这一家是讲法的，是把法律摆在至高无上之地位的。有人就说，法治在我们这里也是有传统的，韩非子、慎子以及商鞅、李悝、申不害等等“子”，就是法治的先驱了。

　　法家固然是“认法不认人”，然而法家之治真的就是法治吗？

　　我知道商鞅有一个经典故事，就是在街上摆一根木头，下令谁把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有重赏。于是来了一个嘻皮笑脸的草民，把木头移了，商鞅就给他钱。把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其实是一件无事忙的事，但商鞅的意思是，奖赏这样的行为，可以树立法令的威信。

　　进行这番“徙木立信”的法制教育后，商鞅制定了法律。这法律里面重要的一条，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当然是千古佳话了。此外，还有许多创造性的发明，例如对国民必须进行军事化管理；上战场的人要自带粮食；一人犯罪亲戚邻里要连坐；告发其他人的犯罪行为，功劳等同于战场上杀敌；搞投机倒把活动的人要籍没为奴仆等等。

　　据说，按照这样的法来治，秦国很快就强大起来了。不过秦国的人从强大中得到了些什么，现在也没有人搞得清。

　　又一个法家李斯曾说，每当圣旨发下去，那些读书人就各从各的角度发议论，在朝上心怀不满，出门则大放厥词，带领人们诽谤律令，是可忍孰不可忍。“法家皇帝”嬴政对李斯的话很重视，就搞了一场焚书坑儒。李斯的话，其实并不特指秦国那些儒生，而是对读书人一般德行的本质认识。

　　搞理论，正是法家的强项。法家管仲说，要使群臣不是出于敬爱而不敢欺主，而是因为害怕主子的威势；要使百姓不是因为喜欢而争相报效，而是因为畏惧君主的法令。法家商鞅说，刑罚要统一，君主制定律令，除他以外，无论是谁，不遵从的一律处死；奖赏要统一，高官厚禄便是战场杀敌的奖赏；教化要统一，谁都不许评议律令好不好，骨头硬的整软他，有锋芒的锉平他。法家韩非子说到极致，天下一切功劳是君主的，而错误是臣下的。

　　学习这样的“法治”理论以后，我深感法家之治简直是齐根上就有问题。诸子百家时代，往往有人比之于古希腊。古希腊是奴隶社会，但城市自由民可以进行自治管理，有民主制度，有大陪审团，有公民投票，而中国法家的“法治”却只是要使所有人“有法可畏”。

　　即便如此，法家的先生们还要忧心于民智没有灭绝。商鞅正面立论：万万不可使民众以学问为贵，“民不贵学问则愚”，这样国家就安稳了，有头脑的人就可以轻松使唤他了。韩非子再三重申：“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他也认为，没有脑筋了，就“不令而行”，能自觉助成大化。

　　当然，虽然有上中下策之分，这些以法治民的理论家们，却也并不主张只行哪一策，而总是三管齐下的，以“禁其事”治标，以“禁其言”和“禁其心”来治本。“标本兼治”，也是法家早就搞过的。

　　法治与法家之治，尽管都带一个“法”字，内在逻辑却在天渊之间。法家要人恐惧于君上制定的法令，法治要求由公民来制定法律以保障其自身的权益。一说起法治，就想到法家，好像法家一到，“灭门知县”一来，天下就可以大定，不能不说是对法治最大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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