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

　　今天上午，由中宣部、中国记协联合召开的全国新闻界抗击非典宣传工作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制片人王志、《解放军报》记者江宛柳和《南方日报》记者段功伟等三位受表彰的同志在会上发了言。以下是他们的发言全文。

　　在感动中不惮前驱

　　南方日报记者 段功伟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我是广东南方日报的记者段功伟。今天，作为代表在这里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

　　大家都知道，非典疫情突然袭来，南粤大地首当其冲。我作为广东的新闻记者，全面见证了南粤人民奋起迎击的全过程。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广东人民在看不见的战场上，与看不见的敌人进行了激烈厮杀，展示了惊心动魄的战斗画卷，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铸就了感天动地的“抗非精神”。

　　这更是一场令人刻骨铭心的战斗。战场上的无数人和事深深感动着我，教育着我，让我热血澎湃，让我永志不忘，让我在非典的威胁面前不惮前驱。

　　今天，非典的阴霾已逐渐散去，神州处处充满生机。作为一名新闻战士，我愿将自己在抗击非典斗争中的收获，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我最早接触非典，是去年底。当时，从广东东北部一个名叫河源的山区城市传来消息，那里发生了一种神秘的夺命“怪病”。刚好省里有关部门要向河源赠送抗病毒药物，我就第一时间进行了采访，了解了有关情况。虽然当时还不清楚这就是非典型肺炎，更没想到该病会震动全世界，但我已经开始关注它了。

　　春节期间，广州疫情突然紧张。我立刻到省卫生厅和有关医院采访，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宣传报道广东人民抗击非典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在采访报道抗击非典的日子里，我常常被舍生忘死的医务人员深深震撼，因而不由自主地想着去报道他们。无数个夜晚，我脑海里反复出现广东人民失去的好医生邓练贤、陈洪光，失去的好护士长叶欣，失去的好救护车司机范信德。我始终忘不了邓练贤临终前，拉着妻子不忍离去的眷恋；忘不了陈洪光躺在病床上，那一缕渴望重新回来的眼神；忘不了叶欣面对死神，发出“这儿危险，让我来”的呼喊；忘不了范信德奉献一生，至死都默默无言。生与死的抉择，是如此地真切和残酷!又是如此地过滤和升华着我的精神与灵魂。这是我记者生涯中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将永远感动着我，教育着我，牵引着我。

　　在伟大的抗击非典斗争中，新闻记者是一支重要的方面军。是我们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很好地鼓舞了士气，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大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曾经深情地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越是关键时刻，越能考验人。实践证明，我省的新闻工作者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在全省抗击非典的最后胜利中，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新闻工作者的杰出贡献!”

　　我的很多同事和同行，就是这样凭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事业的忠诚，不畏艰险，顽强拼搏，激励我不断前进。他们有的因工作感染非典，有的累倒在岗位上。有一位女同行，穿着厚厚的隔离服进入病房，好不容易说服了病人接受采访。当她走出隔离病房，迫不及待地听录音时，才发现因为穿着隔离服，动作笨拙，根本没录上。她又是懊恼，又是着急，忍不住大哭起来。病人知道后，也感动得哭了，非常配合地接受她的再一次采访。面对危险，没有眼泪，但为了工作，却流下眼泪。这，就是我们的新闻战士。

　　在无数感动的驱使下，我只有深入一线，深入采访，饱蘸无限深情，去记录，去歌颂，去呐喊。

　　刚开始采访时，我也没有意识到非典传染的严重性，只是稍作防备就投入工作。随着认识的加深，我对个人防护越来越重视。有时戴着十几层的口罩采访，人都闷得透不过气来。

　　报社领导非常关心一线记者，多次交待我做好个人防护，还叮嘱我去买一些预防药，费用报销。但我每次到医院采访，总因这事那事将买药忘得一干二净。最后，报社干脆给我买来—些药，我这才吃上。

　　我都记不清自己去医院采访了多少次。这不是普通的采访，因为采访一次，就是冒险一次。我常常是从医院采访出来，才不由得感到后怕。就是在这种冒险与后怕中，我度过了这几个月的难忘日子。

　　采访报道抗击非典的战斗，是一场持久战、消耗战，一天下来，常常疲惫不堪。特别是南方日报作为省委机关报，记者常常要负责采写通稿，工作量比其他媒体的记者更多，体力付出更大。比如，今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到广东考察，我是唯一一位从头跟到尾的记者，不仅对整个考察要进行深入充分的报道，还要撰写多篇通稿供各新闻媒体采用。考察组日程很满，有时一天有五六个安排，我一个都不能落下，经常是白天疲于奔命，晚上饿着肚子赶稿，直到晚上10时、11时才能完成任务。那之后的几天，我一直低烧。“是不是感染了?”我吓出一身冷汗。好在到医院检查，证实是过度疲劳所致。

　　我投入抗击非典的宣传报道，我的家人也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我远在外地的父母年过6旬了，总想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但又怕影响我工作，每每作罢。两位老人因此备受煎熬。而我总是过了很久才想起给他们打个电话。这时，年迈的父母就紧紧抓住机会，不停问长问短，生怕我不耐烦收线挂机。想起这些，我就有点想哭。

　　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受到了洗礼，得到了锻炼，业务水平有了提高。我前后发稿近100篇，有的还是有一定份量的作品。南方日报关于非典报道的大部分大稿、重头稿，都出自我的手，或者有我参与。

　　我曾经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深入采访钟南山院士及其周围的人，然后推出长篇通讯《激流中的南山》，在全国媒体中首次全面深入地报道钟南山院士的事迹，产生了强烈反响。中宣部《新闻阅评》对此予以高度评价，称报道“树立了当代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这一典型推出后，中央新闻媒体也跟进报道，这既是抗击非典宣传的需要，也为全社会弘扬崇高的献身精神树起了一面旗帜。

　　6月17日，是我的生日，但我仍在忙碌中度过。到了晚上，无意中跟同事们讲起。他们都说我应该早点说，好庆祝一下。其实，我有一份特别厚重的生日礼物。这一天，全省各主要新闻媒体刊播了我撰写的万字长篇通讯《中流砥柱抗非典》，首次详细报道了广东省委、省政府指挥抗非斗争的全过程。文章写得非常辛苦，前后修改12次，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认真修改和亲切指导。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生日礼物。

　　各位领导、同志们，今天，在这里发言，我感到无尚光荣。我们只是做了新闻工作者应该做的，却被授予崇高的荣誉，这对我们，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作为发言代表，我想说，我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是时代为我们年轻记者提供了施展才干的广阔舞台；我要感谢英勇的白衣战士，是他们为我们增添无限的战斗激情和动力；我要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工作的领导和幕后英雄，是他们的支持让我们不断前进。让我们以此为动力，弘扬伟大的抗非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奋斗，顽强拼搏，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一场特殊战斗的见证者

　　解放军报记者江宛柳

　　各位领导、同志们：

　　在非典疫情突如其来的时候，我们解放军报社紧急动员，周密部署，迅速建立起抗击非典报道应急机制。我作为军报派驻总后勤部记者，立即行动，与勇敢的白衣战士们一起，冲上抗击非典的特殊战场，在两个月的一线采访中，以笔作枪，连续作战，履行了一名军事记者的职责。我也十分庆幸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见证风暴中心的激战过程，获得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感受。

　　4月下旬，北京疫情形势非常严峻，确诊患者每天以3位数往上涨，—线医护人员不断感染倒下，社会上谈非色变。为保证记者安全，报社领导要求我们尽量用电话采访，但我认为在一线医护人员被当作高危人群与社会隔离的时候，面对面采访是一种平等和尊重，而且在这样的非常时期，第一手素材至关重要。只要条件允许，我都坚持到一线采访。

　　我采访的第一个对像，是302医院姜素椿教授。那是4月23日，当时还搞不清病毒传播途径，病人康复后是否还会传染心里也没底，但采访任务紧急，我也顾不了太多，那天一大早就往姜教授家闯。302医院门外一个人影都没有，一股冷森森的气息让人心里发毛。我是第一个进姜教授家采访的记者，姜教授和他的老伴非常高兴，告诉我康复病人不会传染，让我放心。老两口聊起蹚死亡“雷区”的经过，话很平和很朴实。姜教授正就自己的亲身体验研究某项课题，给许多报刊写文章，他兴致勃勃地说，等身体完全康复了，还要回到一线去，他希望为全社会战胜非典多做一些事。一个古稀老人，刚经历过一场生死劫难，还面临着疫情发展潜在的威胁，却是这样充满生命的活力和乐观精神，令我感动和振奋，给了我面对风暴比较平静的心态。回来当天，我就和报社编辑部同志一起赶写出通讯《特殊战场见英雄》，在4月25日军报头版头条刊出。

　　采访姜素椿教授是在生活区，采访309医院一线医护人员，就得进非典病区了。那时小汤山医院尚未筹建，北京市每天都有急救车拉着警报送来危重病人，309四周可谓“白色恐怖”，外面老百姓都绕着走，全院的临时工、护工跑得一个不剩。医院领导和机关同志再三劝我在病区外采访，我还是坚持进去，要亲见亲闻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生活、内心情感，和他们可歌可泣的精神风貌。

　　309非典病区内条件比较简陋，医护人员和几十个非典病人都住在一栋楼里，病人住下面4层，医护人员住在5层，听到救护车警报声，他们立刻就冲下楼去抢救。我本来是穿戴好衣帽、口罩进去的，看到他们在宿舍里都不戴口罩，说说笑笑，生活如常，我也把口罩摘下来。在我之前，还没有记者来过，人家对我非常热情，说这个时候，别人躲他们还来不及，解放军报记者却跑进来采防，他们感到很温暖。这些白衣战士工作起来充满激情，与病人零距离接触无私无畏。只有在提到想家想孩子时，母亲们才忍不住擦眼泪。那时她们进一线已经一个多月了，我看见她们站在阳台上举着望远镜，隔离区外远处的小山坡亭子上，她们的爱人带着孩子，两边打着手机，挥着手喊“看见没有”，她们称这叫“望儿台”和“望娘亭”。这个情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也更坚定了我宣传好他们的信心。我6次到309采访，写了一批通讯、特写、消息，把深藏在隔离墙里面一颗颗赤诚勇敢的心展示给广大读者。

　　我非常难忘的一个场面，是302医院康复医护人员重返战场的宣誓仪式。302是北京市打响阻击非典第一枪的战场，由于开始情况不明，没有成熟的防护经验，一批批专家和医生护士感染倒下。但他们刚刚病愈，就向院党委交上请战书。5月6日那天，我看到这十几名身体还有些虚弱的白衣战士向国旗、党旗、军旗庄严宣誓：“我们在哪里倒下，就在哪里爬起，义无反顾，重返战场。”其中年龄最大的74岁，最小的23岁，那种前仆后继、英勇悲壮的气氛，给我以强烈的震撼。他们是抗击非典的真正英雄，是他们用生命筑起了阻击非典的坚固防线。他们也使我在风暴眼里，找到了一种平静、坚强和乐观。

　　4月26日，当社会的关注点还在佑安、地坛的时候，我已奔赴小汤山定点医院紧急开建的工地。4月28日，解放军报首发了我采写的中央军委决定从全军抽调1200名医务人员支援北京决战非典的消息，这条有高层部署、部队行动、图文并茂的重要新闻当天被各大网站转载，向世界传递了在抗击非典关键时刻，中国的党、政、军高度的团结统一，和这种团结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战斗力，同时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军民战胜非典的信心。这之后，我目睹了这个全世界最大的SARS定点医院出色履行历史使命的全过程。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记者不只需要勇敢与激情，也需要理性的思考。作为第一个到达小汤山的军队记者，我踩着建设工地的泥泞，亲见小汤山医院在与非典抢时间的战场上，军地携手，众志成城，超常规运作，使得平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成为现实，这样的速度、效率、作风、精神状态都为国家和军队建设提供了新的参照。我与记者杜献洲共同赶写了通讯《特殊战场五昼夜》，在5月1日《解放军报》头版刊出，反响热烈，当天《新华网》“发展论坛”就这篇通讯展开讨论，首次提出“小汤山速度”这个特殊概念。在小汤山医院收治病人的50天中，我对他们快速健全法规制度、严格依法防感染，保证1300多名医务人员无一人感染而决战决胜，做了深入调查采访，应《中国军法》杂志之约，写了长篇调查报告《一个特殊战役的法制轨迹》，希望给予建立和健全危机管理、创新体制机制以舆论的支持。

　　在这个战场上采访，感动，是从始至终的强烈感受。非典无情，但抗击非典的特殊战场上，却充满人间真情。采访与疫魔拼杀的过程，也是感受美丽心灵世界的过程。

　　“五一”夜，我在小汤山采访接收首批病人，负责接诊的304医院护士告诉我，她们发现从救护车上下来的很多病人穿着隔离服，戴着双层口罩，有位病人对她们说：“我就是医生，你们一定不要像我—样倒下。”还有一位中年患者坐在轮椅上，反复对推她的护士说：“我们全家都倒了，就怕给你们再传染上。”我听着心里一阵阵热流滚过，都穿着厚厚的隔离衣，人心却贴得那么紧。

　　小汤山最后一批出院患者中，有个三十多岁的病号罗军怀，我采访他时，他很激动，一说就是两个半小时。他是6病区40多个病人里最重的，有8天上呼吸机昏迷不醒，吃喝拉撒在床上。他曾完全失去了生的信心，暴躁、骂人，医生护士从不厌烦，日夜耐心地守护他、给他喂饭喂药、擦澡、处理大小便，为他的每一点恢复而高兴。他家所在的大院因他患病被隔离，一种负罪感使他精神压抑，医护人员开导他说，谁也不愿意得病啊，病人不是弱者，战胜非典你也是功臣。他从绝望到坚强，支撑着虚弱的身体记录了5万字的《SARS阵中日志》，记下病中全部心理、生理过程，留给了医护人员做研究。他说一场SARS，让他悟出了生命的真谛。出院那天，他举着5面锦旗，分别送给医院和他所住的病区，其中一面锦旗上写着一首藏头诗：“战场未见硝烟，胜算出自奉献，非常之举可讴，典范永存人间。”4个字头是“战胜非典”。我把罗军怀和他的藏头诗写进了当日的现场特写《记住这一天》里。这4个字不仅表达了出院患者的心声，表达了小汤山全体军民的心声，也表达了我们民族的心声。

　　在小汤山采访的日子里，始终与我并肩战斗的是一支优秀的军队新闻队伍。大家冒着随时有可能被感染的危险，恪尽职守，忘我工作，共同用笔、摄像机、照相机，记录着小汤山每一个惊心动魄的步履。在我们的纪录里，有毅然剪掉飘逸长发的花季女兵们可爱的笑脸，有临危受命的院党委一班人克服困难沉着指挥，有把去德国作访问学者的往返机票换成一身厚厚防护服的科主任忙碌的身影，有放射科主任强忍母亲病逝的悲痛坚强的眼神，有护士节那天病号们在输液架上挂纸条、放送音乐的无言祝福，有一批又一批康复病人走出医院大门时新生的喜悦，有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视察后赞赏的目光，有胜利时刻尽情挥舞的全军医院大小战旗和激动狂欢的泪水，

　　我们军报开设了《小汤山医院记者守望札记》专栏，每天一篇，记者接力采防，每个人都真情投入。女记者小赵计划今年要孩子，丈夫是独生子，婆婆盼孙子盼了好几年，听说小赵要上一线，丈夫很意外，和她商量能不能不去。小赵说我是军人，你也是军人，我们都知道军人上战场不讲代价。丈夫决定支持她，买了一大包好吃的东西千叮咛万嘱咐送她上车。小谭是从地方大学毕业两年的年轻记者，头次担此重任，采访中她忽然感冒发烧，很害怕，不知道是不是得了非典。但执行采写任务就像坚守阵地，一刻也不能丢，她偷偷吃着药、戴着口罩采访，后来一个人隔离在屋里，打着电话采访，直到别的记者来替换她。在前方作战，我感受着战友们敬业精神的激励，也感受着后方全社上下强有力的支持。正是这种团结协作，50篇守望札记和20多篇动态新闻，完整纪录下了小汤山医院不寻常的历史，也记录下了“小汤山精神”这笔宝贵的财富。

　　现在，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但作为这场特殊战斗的见证者，我获得的极其珍贵的体验与感受，将永生难忘，

　　谢谢大家。

　　恪尽职守 全力以赴

　　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制片人王志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从事电视记者工作14年了，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表彰会，也是第一次与这么多领导和同志们近距离“面对面”，所以特别想说说我此时的心情，两个字“惶恐”。为什么惶恐呢?绝对不是因为领导多，我们的领导都很平易近人。我惶恐的原因是因为我成为先进。成为先进，对我来说，有些意外，我们采访“非典”不是为了当先进才去的；我觉得我只是做了一个合格的电视新闻记者应该做的事情，与真正的先进相比，我充量也就算个“疑似”。与我的贡献相比，我得到的荣誉太多太高。

　　关于这次的“非典”采访，我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害怕过吗?要说一点不害怕，那是真的假了，去广州前我们也买了口罩，也喝了中药。叫“非典”病人重症监护室，是极易被感染的地方，一般医护人员，也轻易不让进。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的重症监护室，则是收治全广东省最重“非典”患者的地方。为了让观众看到医护人员到底是怎样工作的，我们第一次见到广州市呼研所所长钟南山时，就提出要到隔离区去拍摄。但真正第一次进广州呼研所ICU那一刻，我征求了摄像王扬和录音陈洪奕的意见，“去不去”?他们说：“王老师，你说去我们就去”。我说，来都来了能不进去吗?

　　换隔离服的时候，陈洪奕接了一个电话，是台里同事打来的，听说我们要进隔离病房，说要先请示部里，让我们等等。但没等回话我们就进去了。从遵守纪律这点来讲，我们还箅不上好兵。但是，这是为了工作。换位想一想，领导能怎么决定呢?让进去，担心我们的安全，不让进，就不会有后来的非典报道了。实事求是地说，进去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人家医务人员天天在那里工作，而且看上去个个镇定自若。另外，感染也是有几率的，从传播途径看有三个，第一是感染源，第二是传播途径，第三是易感人群。我们的抵抗力应该不错，我们的运气也不会太差。穿隔离服的时候，护士小姐说在你们之前还没让记者进去过。我问，这隔离服真能管用吗?回答说管用。不过也有人说，他们有个医生穿了四层防护服，还是被感染了。当时想，即便被感染了，呼研所的主任已经说了，真感染了就住他们那里，保证提供最好的服务。

　　进到里面的时候，有六个重症患者正在隔离区抢救，医生和死神正在进行着扣人心弦的赛跑。钟内山院士让我们只能在急救室的玻璃窗外，不准进入最核心最危险的抢救室和消毒室。但过了一会我们推开门走了进去，清晰地听到了病人的呼吸，近在咫尺地记录了医护人员舍生忘死抢救危重患者的场景。当时的确没有害怕。但事后想想，有点后怕。真被感染了，怎么办？真的要是感染了“非典”，没有人愿意与我面对面，节目怎么办?

　　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从广州回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谨慎地回避同事，即使万不得已和同事见面，也要戴上口罩，毕竟自己进过隔离区，是否感染还有待观察。后来部领导要我们休息几天时，我就提出，如果再有这样的题目还要让我们去，这样的话，不要把所有的人都卷进来，要是果真是有什么事，我们还有后备队呢。像医生说的，我们现在是上战场，一批倒下来一批顶上去。

　　到6月19日为止，《面对面》制作了十期“非典”节目，其中4月20号前后的十天制作播出了七期节目。在广州采访的五天，我们先后采制了三期《焦点访谈》、一期《时空连线》、三期《面对面》，走访了三家医院，另外还有只取外景的医院。而这些节目中，有的从采访到播出，只有二十多个小时，周播节目几乎成了日播节目。比如采访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的那期节目，时间非常紧张，从接到同意采访的通知到播出只有二十多个小时。而采访北京市人民医院院长吕厚山的那期节目，也是在医院解禁当天采访当天播出的。这对于一个时长四十五分钟的周刊节目来说，几乎是破天荒的。然而在这样的速度和密度后面，又有多少人支撑。《面对面》栏目一共十七位姐妹兄弟。我们虽都不是英雄，但在关键时候，我们都不愿做狗熊，不愿意做逃兵。真正的英雄是冲锋陷阵在第一线的钟南山、张积慧们，真正的英雄是值得信赖的党和政府，真正的英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非典”终将过去，很多东西会被逐渐淡忘，但许多感动必将留下来，会影响到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比如张积慧给我的感动。这期节目是在她在网上的护士长日记引出来的，那是一段让我眼睛潮湿的文字。我通过114找到了广州第一人民医院临时病区护士长张积慧。在我的采访对象中，张积慧足最普通的，也是最让我感动的。我知道一个职业的记者应该理性，而且眼泪也不能代替真正的采访。但我哭了，而且哭得很难堪。我无法拒绝这个护士长带给我的感动。张积慧，我觉得她可能跟大家一样是个很普通的人，从事一份普通的职业，她跟我们—样对SARS也害怕；但是我觉得她不普通的地方在于她超越了这种害怕，所以我觉得她同样伟大。所以，当听到护士长张积慧面对生死说出的词是“宽容”时，我忍不住泪如雨下。采访结束，地上脚下白茫茫一片餐巾纸，我说“张积慧，看来珠江要涨水了”。张积慧当时没明白，她说：“什么王老师，现在不是汛期。”节目播出当晚，张积慧发了一个短信：“王老师，珠江水真的涨了”。她们自己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

　　非典袭来的时候，面对灾难的时候，也是我们发挥作用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会因此而感谢非典，但我要感谢每位采访对象，没有他们的英雄业绩，我们也很难有感动人的报道；找还要感谢领导，能给我这样的采访机会，我还要特别感谢观众，没有他们我们再努力也是孤芳自赏。因为此，《面对面》栏目采制的系列抗击“非典”节目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中，《钟南山：直面非典》收视率高达4．64％，在当周中央电视台所有栏目的收视率中居第六位；而《张积慧：前线日记》的收视率更是达到了全台第五。

　　《面对面》1月11日开播，才刚刚起步。在“作典”报道中，我们获得了喝彩，但更重要的是后“非典”时期，如何保持节目的水准?这对我们来说是件难事，还需更多的努力。其实，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们无论是涉身险境还是星夜兼程地赶制节目，始终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没有理由不全力以赴，没有理由不做好。“非典”之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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