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青年作家汤国基以名誉侵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把自己的母校益阳师专送上法庭，索赔2100万元，案由是自己在该校就读时学校在档案上“赐”给他的一句评语：“考虑到该生长期患有头昏失眠等疾病，有时有精神反常现象”。据汤国基介绍，当年他在该校被分配回原籍宁乡时，竟没有一个单位肯接纳他，此后就一直没有工作，生活极不稳定，近日他通过某种途径看到了自己当年的档案，发现了那句评语，认为这句评语伤害了自己20多年。

　　刘义昆

　　档案应向个人保密

　　是不是这句话伤害了汤国基20年，我们不得而知。而档案不向个人公开则是由档案的基本功能决定的。劳动部、国家档案局在1992年6月9日关于颁发《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规定了企业职工档案的基本功能，是国家档案的组成部分。可见，企业职工档案是上级领导部门记录职工个人情况而形成的文件材料，以此成为上级领导部门考察职工的依据。档案虽然是个人情况的反映，但不属于个人。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企业职工档案必须向个人保密。

　　我们再来看对档案的提供利用。这里，提供利用的主要对象是部门，而不是个人。规定也对个人利用档案提出了限制：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亲属的档案；因工作需要从档案中取证的，须请示单位主管档案工作的领导批准后才能复制办理。所以，如果对自己的档案有疑义，汤国基也不是没有办法，他可以委托所在企业的劳动（组织人事）职能机构对他的档案进行查阅。如果不符合实际的，可以通过相关职能机构对他进行重新的考察、考核，形成新的材料，整理立卷。

　　盛大林

　　档案应该见“阳光”

　　档案是个人的“无形资产”，但它又是为社会而记录的。它首先是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同时又是社会对这个人作出进一步评价的依据。也就是说，“社会性”也是档案的一个基本属性。而“社会性”主要就体现在“开放性”上，即对社会是开放的。如果只有持有人才能查阅，那就谈不上“社会性”，而只能是一种信息垄断。所以，个人档案不仅应该允许本人查看，而且应该向社会公开。———只要有了解的兴趣或者需要，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别人的档案，除非那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如国家安全工作人员。

　　档案的公开性既是自我了解和社会认知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公平和公正的保证。档案的记录者有权对一个人作出评价，但也不能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然，它就可能成为挟嫌报复、诬蔑陷害的工具。所以，档案应该处于“阳光”之下，而绝不能“黑箱操作”。其实，也只有接受了社会的监督，档案才能提高可信度，从而得到社会更广泛的认可。

　　公民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名誉权，但维护的前提是知道自己的名誉，不然，维护就无从谈起；社会有义务保护公民的名誉权，但保护的前提也是知道对象的名誉状况，不然，就无异于瞎子舞剑。所以，作为个人名誉的主要载体———档案———理应是透明的。汤国基事件使人们注意到了我国名誉权保护中的一个“盲区”，即封闭运行的档案———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日益增强，以及我国法治水平的不断提高，个人档案应该见“阳光”了。

　　月明楼

　　档案与我背靠背

　　在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双重的人格：一重是社会上的人格，也许我们通过努力拼搏，而给人留下了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的印象；但是官方是不看我们这种真实人格的，他们所见的是那种与我们背靠背的档案，那里是我们政治上的人格，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却决定每个人的政治命运，与有权决定档案的人关系好，恶魔会变成天使；反之，天使也会变成撒旦。很多贪官的档案是那么的美好，但是一些仗义执言的人却往往会被什么人在档案中记上一笔，于是也就有了永不录用的“污迹”。

　　我们知道有人格的统一才会有人的尊严，但是我们却不能明白档案里装的是什么？这使我们惶恐不安，而又无可奈何！在朗朗的乾坤下，却有着一个让人梦中都能惊醒的档案，我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但这些却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我们像一个木偶，时时有一种被神秘力量操纵的感觉，于是我们时时敬畏着一种不测之力，希望能够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

　　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与这社会订有契约的，我们服从政治权力的前提是，社会给我们的权利提供保护，我们交换出去的是为了更好地得到。权力一旦为所欲为侵犯起权利，其本身就没有了合法性，不保护人民权利的“法”根本不是法，侵害权利的权力也纯粹是一种暴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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