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温铁军

　　外滩记者 韩燕明/报道

　　《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你是农村问题的专家，据我知道，你对苏南经济的发展一直很关注，也去过华西村好几次，最近华西村的老当家吴仁宝退了下来，由他的小儿子接任。我想借此机会请你谈一谈苏南经济模式的变迁，以及你对华西村这样经济模式的看法？

　　温铁军(以下简称温): 我认为华西村经济面临着发展与转轨的双重任务。华西村能够长期保持一个相对良好的发展势头，是应该值得肯定的。我一直以来把苏南地区发展起来的农村经济称为农村工业化社区，农村工业化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也有它自身的管理模式。这不好套用西方成熟的工业制度，用那些现代公司理论直接套到中国的农村工业化社区是不合适的。其实在农村工业化社区发展良好的地方，社区自然产生社区精英或社区领袖，这是一个自然衍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未必要完全符合所谓的现代市场理论的模式。我个人有一个建议，希望能够对它们的报道更慎重一点，更负责任一点。你们记者看到的农村工业化社区同西方的公司制度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西方的公司制度我们不能照搬，也不能套用。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对于这些保持了比较好的发展态势的企业，我们应该认真地分析它的发展经验是什么，然后把这些发展归纳出来，形成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经营规范。所以在企业制度的管理上，我们应该“不唯书，不唯上，只求实”。

　　第三，我认为在整个苏南模式的演变过程中，也有相当多的理论是简单化的，认为只要改制就好。不改制就不好，或者是改制中只要是私有化、股份化就好，不私有化、不股份化就不好。这些简单的价值判断也该告一段落了。我认为从苏南模式的80年代起步开始，到后来的大规模改制，有很多原因是值得探究的。简单的价值是非判断太幼稚了。大规模企业转制往往是在宏观经济的波动之间出现负债率过高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转制，跟宏观经济的变化是有关，而不单纯是微观经济的结果。

　　《外滩》：华西村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看，是发展得非常好的，但现在有一些说法，认为华西村的管理层中，吴仁宝一家占据了主要的位置，所以认为华西村的模式是家族型的经济，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温：吴仁宝一家在华西村中占据的是管理岗位，并不意味着资产的收益直接被吴仁宝一家占有，因此不能够把它同东南亚等地的家族制企业相提并论。我刚才已经说过，不要贸然地套用一些所谓的经济模式，关键看华西村的资产收益是如何分配的。如果华西村的主要收益分配被吴氏家族占有，那你可以说华西村与东南亚的家族型企业有可比性，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可比性，还是属于一种社区经济。

　　《外滩》：据我了解，很多经济发达国家，虽然市场化程度很高，但在这些国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形式的合作经济，而且发展得还很好，你能不能就这方面的问题谈一谈?。

　　温：如果我们把市场经济分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话，那我们应该把合作经济列为好的市场经济。关于这一点，大部分人有混淆，以为合作经济跟市场经济是冲突的，实际上在相当多的发达国家中都普遍鼓励合作经济的发展。比如税收，贷款优惠等等，因为合作经济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得到好处，比如西班牙的孟德拉贡，日本的农协，韩国的农会，都搞的是合作经济，它们都发展得很好。

　　《外滩》：请你预测一下华西村经济的发展前景。

　　温：和任何产业发展的规律相同，也会出现波折，甚至失败。关键看以后一旦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时，看社区成员能不能一定程度地减少收益上的分配，支持社区经济的发展，按以往几次大的周期性波动来看，华西村都相对比较平稳地度过了，我相信她以后也会妥善地解决这些经济波动的。(本文经录音整理,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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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帅是华西村

　　发展的制度化契机

　　作者:张佩国（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华西的这次人事变动，依然可以看出吴仁宝个人魅力型的权力印迹，集团权力的父传子继，表面看来是企业经营的家族制体现，但其背后却隐含了甚为丰富的历史性内涵。

　　素有集体制传统的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所谓“苏南模式”的特点，即以集体所有制和地方政府或基层政权经营的方式运作，明确限制和排斥私营和个体经济的存在。之后陆续实行“抓大放小”，将一些没有产业前途的小企业转卖给私人，给私人和个体经营“开口子”。也有媒体报道和学者研究指出了“苏南模式”的历史性困境，比如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地方权威主义和公社制度遗产束缚了乡镇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第二代”领导吴协恩说，华西之所以不改制，就是为了不让集体资产流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村民的利益。所以公社制度遗产和地方权威主义和乡镇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并不一定就是对立的两极，关键看个人权威的运作是否最终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吴协恩说，可能给老书记（吴仁宝）的“不仅是总办主任的问题，而是身份更明确一点，实际上就是华西的监事会，应该成立一个监事会，赋予他们权力。”当然这只是一个设想，还未付诸实施，但其制度化建设的思路已经很明确了。

　　吴协恩全票当选，按照吴仁宝的说法，是要体现党委的原则性和组织性，这实际上是体现了吴仁宝的个人权威和意志。吴仁宝选择吴协恩做“接班人”，主要是看重他年轻，可以再干二十年。但吴协恩很明白，他不一定要干满二十年，也许十年就退下来，到董事会，而第一线的总经理则让那些更年轻有为的能人担任。这才真正地体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华西村的这次人事变动尽管凸显了鲜明的个人色彩，但制度化的趋向已经蕴涵于集团经营的日常实践中，相信这反而是华西实现新一轮发展的制度化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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