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培尔学院的高就业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后，本报记者从7月15日开始就从培尔学院到家长再一路采访到用人单位、院系负责人，随着报道的不断深入，培尔学院高就业率的神秘面纱也慢慢在众人面前揭开。昨天，本报记者得到消息说培尔学院的董事长黄华勋先生从美国回来了，记者立即赶往培尔进行了专访。
建筑系毕业的黄董事长原先在台湾开有一个建筑事务所。其父在台湾创办了一个培尔
教育机构，受父亲的影响，黄先生对中国的教育走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到美国攻读了教育博士。当问起美国的教育方式与中国有哪些不同时，黄博士告诉记者，在美国生活的30多年中，感触最深的就是，中国的孩子比美国的孩子学习起来辛苦得多。美国的学校下午2：00—2：30就放学了，孩子回到家只要用一个小时左右就能把功课完成，剩下的时间就用来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另外，美国没有中考、高考体制，学生升学的途径就是向学校申请。学生可以向学校提供自己中学期间的学习成绩、所在中学校长老师的推荐信、平时参加实践活动的记录，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学生还要写一篇论文，内容不限。学校从论文中可以了解学生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素质。此外，学生也可以提供一些平时发表的作品集。美国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只有50%的学生用四年的时间连续读完大学，还有50%的人会在学习一两年后，到社会上参加工作，在工作中会发现自己哪方面的知识比较欠缺，再回到学校继续学业，这种“学习—工作—再学习”的方式弹性就非常大。
他认为，中国的学生在学习上缺乏主动权。学校应该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激发学生追求知识的热忱和兴趣。他最反对以“好”、“差”来划分学生。其实没有一个学生不想学好，只是因为他们在某方面的资质或其他因素影响了他的学习。别人的看法就好比是一面镜子，如果别人说他不行，久而久之他自己也会放弃。打个比方来说，假如手上有一把种子，有小麦、水稻、花生等，向旱田里一把撒下去，肯定有长得好的，有长得不好的，但你不能认为这是种子的问题，而应该考虑到是否是生长环境不适宜的原因，在旱田里当然长不出好稻子；教育也是一样的道理，学校应该主动调整教育环境去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黄博士还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他大学时有个同学反应非常慢，一个简单的问题也要问上老半天。结果这位同学们眼里的“笨”同学却创造出了台湾的第一台电脑。
为了能在中国教育的道路上闯出一条新路子来，1997年黄先生回到了中国，在无锡江阴与江苏联通集团共同投资创办了培尔双语学校。由于当时中国的民办教育政策还不怎么放开，所以学校只招收中小学生和中专生。1999年，一位副省长到国外考察后发现中国的高考压力太大，落榜生很多，于是鼓励高校扩招特别是鼓励创办民办高校。在对培尔的多次考察后，他建议培尔也办成一所民办普通高校——培尔学院。就在这一年，培尔学院挂靠南京大学正式招收大专生。
黄博士说，培尔学院从创建那天起就尽力为学生创造一个更宽松、乐观、弹性的学习空间。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去适应自身兴趣发展，学校不仅让学生参加图书馆、后勤服务、学生处等工作实践，而且还积极鼓励组织各种学生社团。下学期，学校还打算拿出一部分资金创办小型公司，例如市场调查公司、市场推广公司，然后组织一个班的学生进行创业，让学生从学做老板中学会做员工。另外，学校还积极为学生创造一个参与的环境。黄博士认为，学习是学生和老师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产品”。他鼓励老师和学生之间共同商量、研究，有时学生问问题，老师可以假装不会，鼓励、引导学生来参与，以增强他们的动手能力。老师大可不必认为“老师承认不会”是件丢脸的事。刘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