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半月谈杂志)

　　观察当下的社会生活，有一种暴力化倾向在抬头，在滋长。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社会暴力，已经引起关注，一些地方屡屡发生的行政暴力现象还当特别警惕。

　　这里说的行政暴力，是指政权机关、政府部门对公民基本权利直接、强制、非法的剥夺和侵害。当然，也有组织、指使、纵容、庇护“恶人”出头、出手的，如一些乡镇公然起用“村霸”治村，一些地方网罗不法分子以“小分队”、“联防队”等名目为暴力行政保驾开道。尽管也有官员的个人行为，但顶着的是政府的招牌，执行的是政府的公务；尽管也有土政策的自行炮制，但依据的是白纸黑字，凭借的是公共决策；尽管也有隐藏其中的行政寻租，但于改革、发展、稳定，哪一条都能挂上钩，哪一条都是硬道理。在种种堂皇的装饰和遮蔽中，行政暴力具有了更多的“正当性”，也有着更大的“震慑力”。

　　殊不知，这种暴力给社会带来的伤害也更大，留下的隐患也更多。在基层百姓的眼里，政府的一个现实的行动，比一个口号、一打纲领更为重要；一个具体的案例，比一波宣传、一次普法更有意义。行政暴力造成的后果，不仅是普通百姓人身、财产的伤害，还有社会秩序、公平正义的扭曲，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的消解和政府权威、政府信用的侵蚀。

　　“干部不要凶”。百姓早有一再的呼喊，高层也有反复的告诫。为什么还会愈演愈烈？如何从源头去约束，去整治？

　　政府社会管理的取向，亟须重新审视、矫正。

　　行政暴力，背后牵连的往往是行政的腐败。在市场经济的强力拉动中，地方政府渐已拥有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权力的部门化、市场化、资本化现象也日益突出，政府行政呈现向自身利益的倾斜。不少“形象工程”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双重的利益取向：政治上以政绩求得上级提拔，经济上以项目捞取一己实惠。一些地方政府在税费收缴、征用土地、城市拆迁中，动辄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暴力相向，甚至动用警力，罗织种种罪名抓捕人员。相逼何急？因为其中夹有政府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且它有刚性，它是强势。

　　社会管理中还有根深蒂固的城市发展的倾斜。城市收容遣送中，为什么一再发生孙志刚式的悲剧？就因为我们在城乡二元体制中更多地考虑城市社会的稳定、城市居民的就业，从而漠视、侵害了外来民工、流动人员的合法权益。为什么城市管理中频频出现野蛮执法事件？就因为我们在发展至上的思路中更多地考虑城市建设的规划、城市形象的提升，从而忽略、挤压了较低收入人群的生存空间。

　　再就是向新兴社会强势集团需求的倾斜。这些年来，各地政府在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导向下，招商引资、放活民营，竞相开展“政策优惠比拼”、“政府挂牌保护”，升级至极致，甚至出现一些“法外”的“发展特区”和“特殊公民”。在制造环境污染、廉价占地开发、侵夺民工权益引发的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常常坐偏位置，只讲“为老板铺路”，不讲“为百姓服务”。

　　体现现代善治要求的行政伦理的建设，应当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这现代的行政伦理，我的理解是：服务百姓，厉行法治，追求和谐。

　　说服务，就应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在社会多元利益急剧分化之际，我们究竟代表谁，怎么代表？在政府自身利益日益显明之时，我们能否忠实代表，百姓是否认同代表？这并非是一个画了句号的问题，仍然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去深刻认识，在实践中去深入求解。

　　在社会自主意识日益觉醒、公民政治参与日见扩大的背景中，我们应当坚持依法行政，学会用民主、法治的方式与百姓打交道。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尊严，这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动摇的核心理念，也是现代社会管理不可违背的基本原则。

　　在传统社会治理中，我们长期遵循的主线是“斗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突出倡扬的主调是“稳定”；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我以为，我们亟待着力深化的主题当是“和谐”。它体现的是发展的协调、多赢，是社会的自由、秩序。我们追求和谐，追求人与自然相处的和谐，追求个体与社会交融的和谐，当然，还有政府与民众互动的和谐，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导引中，不断创新政府的服务和善治，持续扩大民众的参与和监督。

　　如此，我们当可有效祛除行政暴力的现象，大大加快政治文明的进程。(文／苏北)（来源：半月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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