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保罗(加拿大) 郭莹采访整理(英国)

　　被押到派出所

　　到达南京后的次日清晨，我与一位同伴走出饭店闲逛，溜达着拐进了新街口附近的一条小巷。居民大院门外的树荫下，几位老人正在闲聊和下象棋。小巷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风情，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西方人来说，相当新鲜，于是我举起照相机拍了几张民居、街景和老人们的聚会照。就在我兴致勃勃地东拍西照时，几位老人突然一拥而上，吵吵嚷嚷着夺下了我的相机。这时立即围拢上来数十人，大家情绪愤怒地斥责我“居心叵测地拍摄中国的阴暗面。”在一群人的押解下，我俩被带到了派出所。值班警察拿过我的相机翻来覆去地摆弄着，我紧张得心提到了嗓子眼，担心警察会因我的反革命行为而销毁胶卷，那样我这些天中国之行的素材就全毁了。谢天谢地他终于没打开相机盖，我松了口气。

　　警察首先问我们是哪国人。我答“加拿大”。“是什么国家？在哪里？”我答：“在北美。”警察警惕起来，尖着嗓门惊叫：“你是个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吓得直哆嗦，忙急中生智地解释：“我不是美帝国主义，我是加拿大人，在美国的北方，是另一个独立的国家。你知道白求恩大夫吗？他就是加拿大人。”警察一听到“白求恩”，态度立即缓和了。“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戚吗？”我十分吃惊地回答：“我不是白求恩大夫的亲戚，只是他的同胞。”他又感兴趣地追问：“那你是不是像白求恩一样，受外国共产党的派遣来支援中国革命的？”我只好又一次否认。于是警察态度严肃地指责我说：“首先你没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就随便拍摄，这是犯罪行为。第二，你不去拍我们壮丽的大好河山，不去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新风貌，不去拍我们人民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冲天干劲，却偏偏钻进中国落后的小巷内，故意拍摄我们的阴暗面，你这是妄图别有用心地诬蔑我国。”

　　我听不懂他这一连串的政治术语和政治罪名，但我心惊胆战地意识到自己显然罪责深重。我想起中国外交部官员的话，于是打算试试救自己。我的同伴听不懂汉语，呆立在一旁紧张地盯着群情激愤的中国人，显露出十足的恐惧。我建议警察给我们下榻的饭店打电话，外交部的陪同官员会向你解释。到了午餐时分，外交部官员终于赶来派出所将我们营救了出来，至此我俩已被扣押了整整一个上午。临出门前警察说：“你要接受教训，下次拍照前得先经过我们政府的批准。而且应多拍些能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大好形势光明的方面和先进模范人物。这次看在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人面子上放了你们。”

　　周恩来：“我们现在还很落后。”

　　我们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周恩来总理的，周总理迎在门口与大家一一握手，他因在延安时右臂受过伤，所以他边用左手与每一位握手边说：“欢迎你们来中国，你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当时文革险峻的政治形势下，一片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极左狂潮下，周的这番表态鼓舞我们。当时，在周恩来左右两侧作陪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这二人没与大家一一握手，3个小时的会见中，他俩几乎一言不发，神情也十分阴沉。给我的印象是，这二位文革风云人物好似被迫出席此次外事公务，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周恩来问我在什么地方学的汉语，我答道：“在伯克莱(Berkeley)大学读汉学研究生。”他马上极有兴趣地询问伯克莱这所西方名校的情况及西方汉学教学研究现状，还特别关心我学习汉语有什么困难。当周得知我此次是从香港进入大陆时，便关切地询问：“香港怎么样？我们很关心香港的情况。”我客气地回答：“香港是个好地方。”周说：“我们把香港看得很重要，香港我们最终是会收回来的。”

　　周给我的印象是，健谈活跃，极其睿智和反应敏捷，且大度热情，令我们感觉是在与朋友交谈，一点也不拘谨。周谈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当我们谈到一些事情时，他都会先专注地听，对方结束话语后，周会迅速地作出反应。对我们讨论每一个问题，周最后都会直接、明确地对该问题作出表态和答复。每一个表态、答复，都鲜明、清楚地体现了其原则、立场。整个会谈中，周从未含含糊糊地兜圈子或所答非所问，亦从未回避过任何问题，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智慧及坦诚的人品。

　　记得周说：“你们下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就不会在了。”当时闻此言，我们甚为惊讶，不明白其意，1976年周逝世后回想起来，我猜测他那时已料到因患癌症而来日不多了。周坦陈：“我们现在还很落后，还没有达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还需要一步步的革命，这将会是长期艰巨的斗争。”我非常吃惊周承认中国还很落后，因这与中国媒体的宣传及中国官员的口径是那么不一样。其他中国官员的口气及报刊上，皆通篇颂扬中国的大好形势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人民生活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的国富民强。而在中国以外的西方世界里，还有2/3的受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进一步说：“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也存在着许多不平衡和落后的方面。这都需要一步步地来发展。”我明显感到周对改革发展中国的雄心壮志，尽管他没有用“改革”这个他逝世后数年才流行的词。同时，我也明显地感受到周欲言又止的无奈与压力。周左右两侧的张春桥、王洪文黑着脸所释放出来的“沉默压力”，及这二位文革闯将对周一言一行的监视，在坐的我们也都感受到了，可以想像周所遭遇的政治困境。我们继续发问“中国文革什么时候会结束？”周答：“文革是复杂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运动中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我们控制不了。红卫兵太冒进，武斗太过分和失控。”周明显地不愿多讲，我感觉周对文革有意见。我们最后询问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如何，周答：“不错。”

　　周在3小时的会见中反复表示：“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我们把你们当做朋友。我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态度。”周的诚恳、务实、健谈、友善以及他的智力，还有他对西方及西方人的善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谈笑风生、有问必答、从容不迫的周相比，张春桥、王洪文则显得冷漠和不自然。

　　“中国人可真能大吃大喝！”

　　在西安下榻的宾馆吃早餐时，厨师从里面走出来，礼貌地询问我们想吃些什么，我们回答想吃中国菜。没料到厨师显得非常吃惊地说：“你们外国人想吃中餐？”我们答：“对呀，我们不是在中国吗？”他说以前来这里的外宾(我估计是苏联人)，都要求他做地道的西式早餐。那顿早餐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厨师高兴极了。只是端上来的食物太多我们吃不下，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我们，当时还以为中国人每天的早餐都是这么大的量，感叹中国人可真能大吃大喝。

　　由于不知晓我们这些老外是在享受“特殊化服务”，还以为在中国所享受到的待遇就是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因中方给我们放过一部介绍中国人民生活的纪录片，有中国百姓围着餐桌吃晚餐的情景，画面上，中国人个个开心地享受着丰盛的美味。这些活生生的美好画面，与以往在西方所闻中国人贫穷的谣言，那么地不符。在中国旅行期间，由于中国人已很久没有见过西方人了，于是很多中国人没想到我们来自北美，他们以为苏联人又回来了。

　　1971年8月，我们乘火车经过徐州时，车厢过道上一位母亲抱着个三岁的男孩在溜达，由于天气酷热我的衣领是敞开着的，当我经过男孩身旁时，那男孩伸出手来一把揪住了我的胸毛。他就这么死死地抓着，直眉瞪眼盯着这些奇怪的毛，我怎么哄他都不肯放手。这时男孩的父亲赶过来大叫道：“快放手，他是个鬼。你要是抓住鬼不放手，这个鬼就会把你提下地狱去喂恶魔。”那男孩听后吓得“哇”地一声嚎哭起来。我试图劝慰他，刚一开口，男孩更惊恐得浑身颤抖。

　　享用“大锅饭”

　　在上海虹桥人民公社，我们有机会与当地社员一道在集体大食堂吃“大锅饭”。食物丰盛得应有尽有，肉、鱼、鸡、蛋，蔬菜、豆腐、汤、水果，引得代表团成员们皆羡慕中国翻身解放后的农民，天天如过节般的富裕生活。根本不像那些游水逃到香港的大陆难民所形容的，所谓中国农村饥荒遍野的惨状。

　　我们也被领到城市里的食品店、百货店随意看看，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目睹的事实证明，西方报刊上关于中国生活用品、食品短缺、商店内外到处是龙蛇阵的报道，全是些不攻自破的谣言。瞧，我们眼前是一派多么繁荣的景象，店堂内也很清静，根本见不到几个顾客，更没看到任何排队现象。

　　我们还来到上海宝钢及一间纺织厂参观。一般来说所有的参观程序都一样，进门后先由厂领导介绍工厂的历史及解放后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再就是当前文革日新月异的风貌。我们对一些技术情况及产量感兴趣，厂方每每爽快地对答如流，特别是产量的吨数，我仍记得那是个可怕的天文数字，因太庞大而记不清具体数字了。只记得每年都会“超过历史水平。”当然参观工厂时我也发现他们的设备非常陈旧，我见到一台机器上标着1929年制造的字样。但我什么也没说。每次参观完毕后，我们都被邀请与厂领导一起吃顿好饭。这每每引发起西方人对中国人工作午餐高质量的赞叹。因在西方，宾客若参观当地的公司、工厂、学校等任何机构，都会被邀请到该机构的餐厅吃顿普通的工作餐，绝不会特别为来访的客人开小灶。我们误以为我们每到一处所享受的“工作餐”，就是通常中国老百姓天天吃的“工作餐”。当然无论如何没想像到，我们每天在中国的见闻都是被刻意安排出来的，待我知晓真相时已是文革结束几年后的事情了。

　　台上样板戏，台下是另一番戏

　　卫生部官员介绍新中国的医疗卫生成就时，我们得知中国人享受公费医疗。我们参观了神奇的针刺麻醉手术。一位浑身插满中医针头的妇女躺在手术台上，非常神奇的是，她虽然被麻醉了但神志仍然清醒，还可以与医生交谈。医生从她的肚子内取出来一块大肿瘤。手术完毕后，那妇女即刻自己走下手术台，并走出了手术室。中国针灸魔术看得我们叹为观止。但当那位病妇迈进旁边的一个房间时，我瞥见她正摇摇欲坠，两位护士跑过来一左一右地扶助了她。

　　我们还参观了上海展览馆，当时正在展出中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制造的机械设备。事隔31年后的上个月，我又去了上海展览馆，那天正红红火火地举办上海房地产售楼会。当时在中国期间，我们白天到处“随便走走”，晚上被安排观赏文娱演出。看过现代京剧《沙家浜》、芭蕾舞剧《白毛女》。与中方文艺工作者联欢时学会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每当我们高歌这首文革时期的领袖颂歌时，次次都取得轰动效果，在场的中国人皆掌声雷动地加入到合唱中来，每个中国人的表情既神圣又慷慨激昂。我们也教会了中国人唱加拿大民歌《Red River Valley》(红河谷)。参观北京的一所中学时，校方赠送了我一个红卫兵袖章，至今这件历史文物仍摆放在我家的客厅里。编辑/刘冬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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