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市原公安局长范太民，这个一贯“奉公克己”的“好干部”，后来不得已翻船，竟是因为被小偷崔鸣放偷出了巨额赃款和大批赃物。东窗事发之时，人们莫不惊叹———这小偷的眼睛怎么这么厉害？！范局长素以清贫著称，脚穿黄胶鞋，肩背绿军包，且常有拒贿、退礼、上交礼金之义举，在“有关部门”眼里，这不啻是一个“清官”，而这小偷崔鸣放，怎么就知道他是个窝赃万金的贪吏？！难道小偷的贼眼，竟比我们某些“有关部门”还厉害？！

　　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下狱判了个“牢底坐穿”之后，已经魂归西天，但慕市长风云之时，是口碑不错的，一向被认为“有魅力”，是个前途无量的“好官”。然而慕市长的作派，也不是从未有慧眼识破的，便是在慕市长叱咤风云时，便已经有香港记者在港报上发声音，说是你看这个慕市长，从上到下的穿戴，起码值五六万大洋，这人不是贪官，难道还是“清官”？可惜的是这样的“看法”，当时没有人相信，“有关部门”也不当回事。难怪慕市长后来案发，人们才想起“当初”港报的“眼睛”，说是那香港记者的眼光怎么这么厉害，一“眼”就看出个贪官来？！“我们”怎么没看见？！

　　如果说小偷的“眼睛”不值一谈，而香港记者的“眼睛”也不足为凭，那么这里还有一例———那就真正是“人民的眼睛了”———阜阳市的原市委书记王怀忠，忠乎奸乎，阜阳的老百姓居然看得很清，王书记青云之时，阜阳老百姓就送上一个雅号，叫做“王三亿”，意思是此人之贪，已经上亿。然而这个“三亿”，我们某些“有关部门”却看不出，王怀忠怀揣“三亿”，仕途亨通一直升到副省长。于是王怀忠事发之后，舆论之间，也有一种说法，说阜阳的老百姓“眼睛”怎么这么厉害，早就“看”出了王怀忠的底牌，而“我们”却看不出……

　　以上三例，都是人民以及香港记者甚至小偷都已经“看”清楚了而“我们某些有关部门”却“看”不出，这就出来了一个“眼睛”问题。我们“某些有关部门”的同志，“眼睛”据说本来是不错的，但为什么一坐上“有关部门”这把交椅，“眼睛”反而不太好了呢？比如说“近视眼”，他们的“眼睛”里，往往只注意上下左右的关系，前后逢源的官场，所以往往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又比如“老花眼”，有些同志，初入官时，目光炯炯，火眼金睛，但是入仕久了，在“有关部门”里待长了，于是耳濡目染，见怪不怪，变得十分麻木，再也看不见了；当然还有“眼睛”并非退化，其实“看”得十分清楚，但就是“眼开眼闭”，“视而不见”，装着没看见的。某些“有关部门”的“眼”病，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常见不鲜的“官场病”，所以一些忠奸贪廉的事情，往往人民看得见，香港记者看得穿，甚至连梁上君子都看出来了，但“我们”却没看见。

　　于是我们就来哀叹，“某些有关部门”的“眼睛”怎么啦？但这种哀叹，本来就是悲哀———例如反腐倡廉，当然需要“有关部门”的明察，但说到底，还是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有关部门”的“眼睛”上，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便是毛泽东早就说清了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一条“民主”之路，才能最终解决贪贿腐败问题，同时也才能使我们的“某些有关部门”时时保持清亮的眼睛，而不敢“视而不见”。

　　当然要真正依靠民主解决腐败，“人民”光有“眼睛”还不行，但这又是另一篇大文章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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