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报特约观察员毕舸“权利的平等”更关注人，关注精神领域、关注保持人格，“状态的平等”更关注物、关注经济利益，关注使所有人都得到均等的份额。这些份额是实际的，是现实可见的“利益”。

　　在北京购买经济适用房，如果你是民企职员，你买房时，70平方米内的部分可以按经济适用房价格购买，超出部分每平米要加400元土地出让金。同样你这样的条件，要在国企，就可以买80平方米的平价房。你得比人家多花4000元，但这就是263号文件的规定。

　　是的，从宪法上说，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权利都应当是对等的。而在现实中，不仅仅是民企员工经常体验“二等公民”的滋味，农民与市民、普通中小城市居民与京、沪等中心城市居民，或多或少地存在权利差距，而此次北京国企、民企员工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不同标准，就是“政策歧视”的范例。

　　当我们正在为沈阳取消暂住证而欢呼时，这则新闻则又一次提醒我们：消除形形色色、显性或隐性的二元化壁垒依旧任重道远。

　　住房问题是国人生活中的大计，“居者有其屋”是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愿望。一方面，政府通过大量工作，努力让中低收入群体都能够过上“居者有其屋”的生活；另一方面，经济适用房目前面临的问题仍然是结构性供求不平衡，经济适用房的数量仍然远远满足不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需求。

　　在这样的矛盾面前，经济适用房的“分配”问题也就格外引人注目，从中就引申出一个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经济适用房如何成为群众的“及时雨”？可以说，正因为经济适用房依旧是稀缺资源，那么它的分配标准理所当然地更应当受到社会重视。

　　任何一项为民服务的公共政策，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的实施效果。社会福利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社会互助、和谐、有团结感的社会。而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原则是普遍平等。平等实际上又可以分为两部分：权利的平等和状态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更关注人，关注精神领域、关注保持人格，“状态的平等”更关注物、关注经济利益，关注使所有人都得到均等的份额。这些份额是实际的，是现实可见的“利益”。

　　当北京民企职工无法享受到与国企职工同等的经济适用房的标准时，首先可以说，民企职工的利益受损了。更重要的是，民企职工和国企职工的权利必须按照“身份”来进行差异化分配，这不但使民企职工的人格、心理受到极大的伤害，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其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经济适用房上，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连公平的机会也没有得到。这不仅是对民企职工的伤害，也是对整个社会公平理论的伤害。

　　对数量庞大的群体需求，单单依靠经济适用房是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也缺乏可行性。但建立公平的惠及所有人的再分配机制却是应该和可行的。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坚守“权利平等”和“状态平等”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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