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肖山(特约记者)

　　从2002年4月开始，中共吉林省白城市委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一步扩大民主，在提拔任用副县(处)级以上干部的过程中，将决定权交给群众，实行群众无记名投票“否决制”。今年7月12-13日，北京部分知名专家专赴白城参加研讨，对这一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积极探索给予高度评价

　　从“票决”到“民否”

　　白城市是地处吉林省西北部的一个地级市，它与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搭界，是典型的“鸡鸣三省”之地。市委书记刘润璞告诉记者，从1999年起，白城市委在全国率先实行对县(处)级干部任免的全委会票决制。2001年9月以来，全市共调整干部5536人次，全部实行了票决制。

　　据市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推行票决制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对于干部的提拔任用，光靠领导层把关还远远不够。一方面，有些能力强、品行好的干部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被纳入到领导考察视野，另一方面，单纯由领导层决定干部的去留，促使干部只对上负责，对下则是能应付则应付。

　　在此基础上，白城市委以党委“票决制”为中心，陆续推出了“民主推荐票”和“民意否决票”两项制度，2002年4月29日，白城市在总结以往干部任用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发布市委第15号文件，提出了《对拟提拔副县(处)级领导干部实施“民意否决”的意见》。这一《意见》最终形成了白城市提拔任用干部的“三票制”。“三票制”的具体运用模式是：当某单位空缺一领导职数的时候，市委组织部按照该职数对干部的条件要求，在相关单位组织机关干部和下属单位负责人开会，在符合条件的干部中举荐人选。如果有人在举荐中得票超过半数，直接进入到市委的票决范围。

　　由于举荐类似于海选，很少有人能一次得票超过半数。对此，组织部门选取民意推荐中得票居前几位的数人，再次组织群众和机关干部无记名表决，这一程序被称为“民意否决程序”。如果在这一程序中得票未过半数，则被直接否决。只有得票超过半数的，才可能被市委列入表决范围。

　　提到“过半数”的规定，市委书记刘润璞告诉记者，当初设计制度的时候，一些同志提出要求过80%，以示大多数支持。但后来考虑到，有的干部在工作中难免得罪部分人，如果要求80%以上赞同，可能只要极少数人被通过，权衡之下，市委选择了50%作为一条杠杠。

　　市委还将“民意否决”制度延伸到领导干部的试用期考核和正常管理，即对新提拔的干部试用一年，期满后，由群众再次进行民意测评，如果群众满意度达不到三分之二并经考察不称职，即免去试任职务。该制度使全市34名县(处)级领导干部被免职或待岗。

　　据刘润璞介绍，2001年以来，白城市共提拔228名县(处)干部，其中有20%就原本不在市委的考察范围之内，是民意推荐将他们纳入了组织考察的视野。2002年以来，全市共对464名拟提拔到县(处)级领导岗位的干部实行群众投票，其中44人的任用因所得群众支持票未过50%，而被否决。

　　副县长的“两下三上”

　　35岁的仲伟刚现在是白城市通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2002年9月，在白城全市各县(市、区)政府班子换届工作中，时任白城大安市六合乡党委书记的仲伟刚因为工作表现不错，按照白城市干部提拔的程序规定接受民意测评获得较高票数，被列为通榆县政府副县长候选人，并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顺利当选副县长。

　　提到仲伟刚当选副县长的经过，当地一位干部是这样描述的：和以往选举中选举过程最惊险的情形不同的是，仲伟刚当选的过程并无多大悬念。真正令人忐忑不安的，则是此前进行的民主测评和推荐过程。

　　按照白城市2002年4月开始执行的一项干部任免程序规定，该市所有被任命为副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在得到提拔任用前，都必须经过一道前置程序--民主测评和民意否决。对于这项制度，白城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孙佳学解释说，就是由市委组织部门出面，到拟提拔对象原工作单位组织机关干部、基层干部和部分群众开会，由与会者对是否同意拟被提拔对象的任命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如果投票结果没有超过50%的票数赞同提拔，则无论拟被提拔对象多么优秀，都不能得到提拔。

　　“我们将这项制度称为‘民意否决’，换句话说，对于一个干部是否能得到提拔，群众和基层干部有一票否决的权利。”孙部长解释说，按规定这一表决结果都是当场计票当场公布，“是什么就是什么，根本不可能造假，也不给民意测评对象以背后活动的机会。”孙部长告诉记者，为防止拟被提拔对象事先拉票，组织部门往往突然出击，直到与会人员到了会场才知道是要进行测评，才知道要测评谁。

　　对2002年那次被确定为副县长候选人的民意测评，仲伟刚至今记忆犹深，他用“七上八下、没有底”来描述当时的心情。因为在此之前，仲伟刚已经在被提拔为乡长和党委书记的过程中两次吃过“票决制”的亏。

　　27岁的那年，已在大安市四棵树乡党委副书记任上干了3年的仲伟刚碰上市里公开选拔西大洼乡乡长。仲伟刚向记者坦承，虽然按照资历他还“没有当乡长的份”，但血气方刚的仲伟刚分析情势后还是报名参加了角逐，但在最后的市委常委差额票决中落败。“虽然这一结果让我委屈，但我痛定思痛，总结教训，查找工作差距并努力赶上，终于在年底成功竞争到月亮泡镇镇长一职。”仲伟刚说。

　　经历了“一下一上”的仲伟刚，在2000年竞争大安市乡镇党委的职务中再次“败走麦城”。当时，全市有6个乡镇党委书记职务空缺，包括仲伟刚在内，有8名干部参加了这次角逐。在市委常委会的票决中，仲伟刚又一次被否决。这次，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进一步反省自己，变挫折为动力”，终于在后来通过票决担任了六合乡党委书记一职。

　　“两下两上”的经历，自然使仲伟刚对票决制“又爱又怕”。白城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干部在分析这种心理时说：“小范围的党内票决制，使仲伟刚经历了两次大的挫折，更大范围的民意测评，对他的压力显然更加大了。”

　　一位女干部的失望

　　2001年以来，白城市水利局的一位领导多次找到市委组织部的同志，以“能力强、业务好、作风正派”等为由，要求提拔本单位的一位女干部。

　　2002年6月的一天，鉴于这位负责人的多次推荐，市委组织部按照领导的指示和刚刚通过的干部任免规定，突然来到该局，对那位女干部的提拔问题进行民意测评。

　　当地一名干部告诉记者，在这次民意测评之前，那位女干部自信心很足，觉得局里的领导都支持自己，提拔是迟早的事情。

　　50多名局机关干部和群众代表进行了无记名投票，结果显示，那位女同志获得的支持票仅有10张，不到20%的支持率。组织部的同志当场宣布，鉴于这位女同志没有获得超过50%的赞同票，组织部门不予考虑对其的提拔工作问题。

　　“我当时注意了一下，听到票数公布后，她的脸色唰地变了，眼里有一种深深的失望。”市水利局一位参加过那次测评的干部告诉记者，在那个时候，不仅是那位女同志，就连局领导和其他机关干部都猛然意识到，民意原来是很重要的指标。

　　组织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类似水利局的例子其实并非个案。在白城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形：市委甚至更高层的某位领导有意提拔某位干部，但由于得不到民意的支持而只能作罢。

　　2002年7月，白城市检察院有7人被推荐作为院领导职务提拔对象，但在随后进行的民意测评中，5人因为未获过半数赞同票而被否决。

　　“事实证明，让群众参与投票决定干部的任免完全是正确的，因为群众最了解干部的工作，最有发言权。”提到那些被否决过的情形，白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曹宇光感慨地说。

　　部分专家的“振奋”

　　白城市的做法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委的重视，也被媒体密切关注。今年7月12-13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甄小英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中共中央党校高新民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程洁副教授等知名专家专程来到白城，对此进行研讨。

　　贺卫方说：“如果将这项改革放到当前正在进行的民主改革和宪政改革的大背景下去看，我们会发现它具有非常深刻的积极意义。”贺卫方认为，民主改革和宪政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落实公民的权利。干部制度不仅是党的政治任务，也是观察中国公民参与国家和公共事物管理的晴雨表。

　　“让民众在干部任免问题上有真正的发言权，他们的表决不再是以前的‘参考’，而是现在的‘必须执行’，这就是白城在民主建设方面迈出的一大步。”

　　在评价白城改革的时候，甄小英教授说，“毫无疑问，白城的这项改革不仅扩大了人民民主的范围，也有利于突破干部的能上能下问题，还使得人民真正有了对干部进行监督的法宝。”

　　作为中国国内研究党建问题和制度建设的专家，高新民教授认为，白城的改革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好的民主政治制度”。

　　清华大学法学院程洁副教授联系起中国已经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评价白城的改革，她说：“白城的改革，让公民有权对干部的任免去留说不，这是尊重人权、尊重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表现。”

　　在整整一天的研讨会上，官员和专家纷纷发表意见。“我经常参加研讨会，但像今天这样让我感到振奋的，还真不多见。”一位与会专家兴奋地说。

　　市委书记的算盘

　　由于干部人事问题一直是当局者最为敏感的问题，因此，当白城的改革推出来后，当地就产生了很多议论。

　　有的人认为，这样的做法无非是市委负责人搞的障眼法。“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最终还不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

　　还有一种说法是，作为一个地方官，市委书记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抓住人事权。一位干部曾经不无善意地评论说：“如果真的将提拔谁和不提拔谁的权力拱手送人，我估计刘润璞干不长了。”

　　对于各种说法，市委书记刘润璞只是一笑以对。他在和记者交谈时承认，让群众有权对干部说不，这实际上是要党委的一把手放权。“这样做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有风险。不过我不担心，因为我对干部的希望和群众对干部的希望是一致的。”

　　刘润璞还认为，让群众参与到对干部的任免程序中来，其实也是对领导干部的一个保护和解脱。

　　他坦率地说，曾经也有上层的某位领导向他打招呼，要求提拔某某人，依照平时的惯例，这样的人肯定就被提拔了。但由于那个人在民意否决中未过半数而未能得到提拔。之后，他向领导汇报情况，领导也不好多为难他了。刘润璞说，他从1997年来白城任市长后，以前总有人来跑官要官，“现在好了，我清净多了，因为决定权不在我，而在群众。”说这话的时候，刘润璞的语气明显带有轻松。

　　刘润璞向记者透露，他本人早年其实就是“票决制的受益者”。1988年，刘润璞还只是吉林省乡镇企业局的一个处长，那年省里实行“一推双考”提拔优秀人才。就在那次选拔中，刘润璞脱颖而出，成为副局长。

　　对于刘润璞的这段经历，白城市的一位干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只有受过益的人才能真正了解公平票决的意义。现在白城实行了这项改革，受益的是广大群众和许多干部，我想这样的改革，一定会在受益者的推广下保持下去。”

　　“三票制”特别是“民意否决”制度，在白城当地掀起了一股政治风暴。多数干部现在终于发现，市委不是在做花架子，而是想真正的改革干部制度弊端。刚被提拔为团市委副书记的常立新告诉记者：“民意否决的制度让我切身体会到民意的重要性。在平时的工作中，我不仅要对上负责，更要对下负责。”

　　到现在为止，“民意否决”的制度已经普及到白城市各县提拔乡镇科级领导干部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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