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农民出身的小青年，在微薄的打工收入难以支付其灯红酒绿的高消费时，便铤而走险，盗起轿车来。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在淮北、界首、凤台、寿县、颍上、太和、阜阳等县市，先后盗卖轿车十余辆，价值逾百万元。这伙盗车贼的下场，对一些企图以非法手段“暴富”而又心存侥幸者，无疑极具警示意义。

　　大案，这样被揭开

　　从2002年春季开始，太和县公安局的刑警便开始追踪几个盗卖汽车的“江洋大盗”，但苦于一直只知道有丢车的，可车丢哪儿了，不知道，谁是偷车的，一时就更弄不清了。时至去年底，突然有群众举报有“黑车”出现。

　　那是去年12月初，有人向太和县公安局举报，称该县赵集乡一村民刘某家，有一辆来路不明的半新轿车。

　　当月6日，太和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技术中队的几名民警火速赶到该村民家中。果然，其家中有一辆普通桑塔纳，但村民刘某已不见踪影。据悉，刘某今年24岁，初中文化程度，平时与父亲一起在外从事建筑承包。

　　民警经仔细勘查，发现车辆发动机号及相关“身份”标志，都曾被作过处理，模糊不清。民警回队部后，将有关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警方决定对刘某家进行布控。

　　转瞬半个月过去，当布控民警正加紧搜寻刘某时，家住太和县城关的一名驾驶单位公车的师傅又向警方报称：他开的一辆柳州“五菱”面包车被盗。

　　这是一辆车容特征十分明显的公务车。警方采取“外松内紧”的策略，立即发动大批警力，在各交通要道口设卡搜寻。

　　到了今年元月8日，这辆“五菱”面包车出现在县城一家皮鞋店老板的手上。据该老板介绍，他是花了4600元钱，从一个叫王某的朋友手上买的。进一步调查表明，王某是当地一个卖电表的，今年33岁，有妻有子。

　　有了这些线索，民警们的斗志更加高涨了。王某很快被“请进”了公安审讯室。但王某一口咬定：这辆车不是他偷的，而是他从一个姓彭的涡阳人手中买来的。至于这个姓彭的叫啥名字，家住涡阳何处，王某一概不知。

　　但不管怎么说，这两起案件已引起警方的高度关注。可正当警方全力聚焦涡阳的“彭某”时，又接到一条群众举报线索，称有个姓彭的人，手中有一辆桑塔纳2000型轿车，急于脱手，价格特别便宜，而且来路不明。

　　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警方再次组织力量，经过短暂而周密的部署，于元月15日下午3时许，在县城城关将正准备卖车的“彭某”抓获，并当场缴获桑塔纳轿车一辆。

　　彭某，确系涡阳人，29岁，小学文化，是个涉嫌抢劫在逃分子。据他交代，此前他曾参与抢劫而被涡阳司法机关批捕，但他侥幸逃了出来。他自从犯事出逃后，一直东躲西藏，居无定所，曾经为人家客运车帮忙，跟车拉客或帮助卖票等。他还认识几个朋友，会“抬车轱辘”（指偷盗汽车或轿车），但他不参与偷车，他只是卖过那几个朋友偷来的车。

　　那么，彭某的那几个“朋友”是谁？在哪儿？随着民警的步步追问，一起涉案金额逾百万元的盗车大案渐渐浮出了水面。

　　要车？这里有卖的

　　根据王某与彭某的交代，他们已有一年多的“卖车”历史，而且远近不少想弄便宜车的，几乎都会找上门来。

　　以下是从王某的交代中节取的部分笔录材料：

　　我刚刚认识彭某时，他正与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开着一辆“哈飞”面包车。他说，这车是他身边那位朋友的，现在要卖，问我能不能联系到买主。我就上了车，要开一段路试试。我发现车况有八成新，开着感觉不错。我就问：“多少钱可以脱手？”

　　彭某说：“1.8万元。”

　　我说：“行，让我开出去，看看能不能卖掉。”

　　这样，我就把车先开到一个做药材生意的秦老板处，说：“秦老板，我这儿有辆车，你看你送货能不能用上？”

　　秦老板上车一试，说不错，问要多少钱。我说1万8。秦老板问，车是谁卖的，可有手续？我说车不是我的，人家说是“白皮车”（指没有手续）。秦说那太贵了，至多1万2。

　　我因做不了这个主，就把车开回彭某处，向彭某“请示”。彭某说：“要是现钱，1万2也可以卖。”

　　这样，秦老板答应买下这辆车，但他要求与我签一份协议，说既然我俩都不知道此车的来历，万一弄出事了不好。于是他与我签了一份“租车协议”，意思说车是我的，他只是租用，即便出了事，有我在前面挡着。这份协议现还在秦某处。

　　王某说，他为彭某卖这辆车，一分钱“好处费”都没捞到。不久，彭某又给他打电话，说又有一辆与上次同样的车，问他能否联系到买主。彭某说，这次的车只有五六成新，而且不像前面的那辆车有空调，因此只能卖8000元，但此车仍然无牌照、无手续。

　　王某说，从这次起，他开始怀疑彭某弄来的车是“小路货”，即偷的或抢的，因此有点顾虑。可彭某说：“这车来得远，不会出事的，你尽管卖吧。”

　　于是王某将这辆面包车开走了，可一连七八天过去，王某都没有找到买车人。由于车辆发动机有点毛病，王某就将这辆车开进了一家修理厂，并对修车人说，他想卖这辆车，如果知道有人要买车，请帮忙把它卖掉，七八千元就可“搞定”。

　　次日，王某去修理厂，修理师傅告诉他：“邻居有个卖卤菜的，说愿意出5000元钱买这辆车。”王某立即给彭某打电话，彭某说：“只要是现钱，5000元可以卖。”但卖卤菜的说：“这车到底咋样，现在并不清楚，得给我开半天试试，然后再付钱。”

　　王某心想，反正是家门口人，于是将彼此的手机号码留下，车子就让卖卤菜的师傅开走了。

　　可当晚，王某却接到卖卤菜师傅的电话，说车子被派出所扣去了。王某不信，自己火速跑到派出所去看究竟，发现那辆面包车真的在派出所大院里停着，于是就哭丧着腔给彭某打电话。彭某说：“你弄出的事，你得赔。”王某说：“这我也没办法，现在去要车，显然是自投罗网。”王某说，这事后来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王某说：“还有一次，彭某打电话给我，说弄了辆桑塔纳，正在路上。我就开了另一辆车去接。在路上遇见后，才知道原来彭某弄的是一辆破桑塔纳。开了一段路，彭某说：‘前面可能有查车的，为了这辆破车，万一被查出来了，真太划不来。这样，这辆车也交给你，你卖几个钱是几个钱。’说完，彭某就下车走了。可我一个人总不能同时开两辆车吧。这样，我就打电话给一个汽车修理厂的师傅，叫他派一个人来帮我把这辆破车开到他那里去修。结果，当我与来人将那辆破车开进一家加油站加油时，突然从加油站附近围上来几个人。我怕事情败露，丢下那辆破车就悄悄地溜了。后来听说那辆破车被人家白捡走了。”王某说起这段“故事”时，似乎还显得很惋惜。

　　轿车，这样偷来的

　　王某还有个河南商丘的农民“朋友”叫刘敬，41岁，家中的妻子带着3个孩子，日子过得比较艰辛。刘敬常常在商丘与太和之间的客车上卖假文凭、假证件，于是就认识了跑车的齐闻等人。当知道齐闻等人会“弄”车时，他来劲了，叫齐闻弄到车后就给他打电话。

　　对于齐闻等人来说，刘敬的“加盟”，自然又给他们增添了一条“财路”。时至案发，齐闻等先后“送”给刘敬6辆车。刘敬在转卖这6辆车时，每辆至少得到齐闻等人付给的500元；而刘敬在转卖这些车辆后，往往又向齐闻等人“高价低报”，从而“截留”部分车款，中饱私囊。

　　当彭某、刘敬等被抓获后，彭某、刘敬等说，他们也只是卖车，每一辆车都不是他们偷的。那么，彭某与刘敬等人的车，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根据彭某、刘敬等人的交代，偷车者齐闻、李勇、王飞等被一一“请进”了公安局。

　　齐闻、李勇及王飞都是太和县郭庙人。齐闻，26岁，有妻有子，孩子才2岁。案发前，帮一个从事客运的朋友跑车，车是从太和发往河南漯河的。齐闻在跑车时，认识了李勇，因为李勇与他是同乡，也是个帮忙跑车的，他在另一辆车上，李勇比齐闻小2岁。王飞最早是在外地打工，他加入到齐闻和李勇的偷车行列时，齐闻和李勇已堪称他的“老师”了。

　　以下是齐闻在公安机关的交代：我第一次偷车，是与李勇一道的。那是2002年春节之后的一天中午，李勇约我到了太和县城，见了一个姓彭的涡阳人（即前文提到的彭某）。李勇与彭某在“大戏院”门口说了一会儿话，回来对我说，可能是阜阳人要车，想弄一辆普通桑塔纳，因此叫我们不能在阜阳本地偷。李勇还说，彭某已经给了他200元作路费。

　　当日下午3时许，我和李勇到达界首市。因为时间还早，我就和李勇在市区溜达。吃过晚饭后，我们去洗澡。到夜间10时许，我们开始在市区内的大街小巷瞄车。夜里12时左右，我们仍没发现要弄的车。我们正准备找个旅馆睡觉时，发现一条小巷内停着一辆普桑，车内没有人，周围也没有人，于是我俩就下手了。

　　李勇要我站在小巷口“望风”，等他一招手，我就过去。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一会儿，他就向我招手。我蹑手蹑脚地跑过去，发现他已撕掉了压在车窗玻璃上的橡胶封条，叫我把车玻璃下的金属皮掰出一条缝，他把手从这条缝里伸进去左摆弄右摆弄，不一会儿车门就开了。

　　李勇坐进驾驶室后，又在方向盘下摆弄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叫我在后面推车。真神，李勇在车上把着方向，车子居然被我一个人轻而易举地推出二三十米的小巷。眼看离停车地远了，李勇叫我上车。就这样，一辆轿车被我们弄到手了。

　　车子连夜开进太和境内。我们在车上睡了一觉。第二天，李勇与彭某取得了联系。结果这车卖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因为这次我一分钱都没捞着，所以后来我就不想再干了。

　　大约只过了一个月，我去集上为孩子买奶粉，李勇又打电话给我，说彭某来电话说要一部车，是北方人要的，因此这次要到南方去偷，并说彭某答应车到手就给4000元。第二天下午四时许，我如约来到太和县汽车站，与李勇相会后，便乘车来到颍上县城。

　　还是像上次一样，我们吃过饭后，就进澡堂洗澡。约晚10时许，我们跑到街上瞄车。快12点时，我们在“严管街”头的一户居民院子里，发现了一辆“通宝”轿车。院子的门开着，李勇进去就掏出那套专用工具，开始撬车；我仍然在院子门口，负责望风。不一会儿，李勇就向我招手。我赶紧跑过去，将车推出院门口，李勇随即将车子发动，我们仍然是连夜将车开回太和。

　　这次车卖给谁了，我也不知道，但李勇最后给了我980元。我说：“你一辆车弄一两万，就给这点钱给我……”李勇说，这已经够多的了，还说他花500元就可以雇一个推车的，等等。

　　从齐闻等的交代中可以看出，他们盗车有专门的工具；每次都是两人联手，一人动手，一人望风；盗得车辆后，首先就卸了原车牌照，并在卖车前后，找修理厂将车辆“修”得面目全非；出手时价格少在几千，多的也只一万元出头，但到买车人手上时，往往有的车价在2万元以上。他们从盗到转、从转再到卖，往往要经过好几个人，参与者也往往因此而感到比较“安全”，自以为即便有一天事情败露，这么长的“链条”，保不准就会中断。又由于这钱来得容易，所以他们用得也随意，当几个盗车、卖车的被抓获时，他们的家人几乎都没有看见过或用过他们的钱。那么，这些“收入”弄到哪儿去了呢？一说是赌输了，二说是吃了，三说是洗澡了，四说是“洗头”了，总之是被挥霍掉了。

　　目前，太和县检察机关已将此案审查起诉，其中有确凿证据被指控的作案次数是15起，涉及被盗桑塔纳轿车11辆，面包车2辆。盗车的，卖车的，买车的，届时一个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文中人名为化名）丰吉仕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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